浅析文景之治

浅析文景之治
一、文景之治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社会背景
公元前202年，刚刚经历了秦末大起义推翻秦王朝横征暴敛的统治和兵祸联结的四年楚汉战争，使西汉初年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正是在这座废墟上建立了新生政权。

如何摆脱封建旧秩序，度过目前的难关，巩固新生的政权，成为汉高祖刘邦面对的严峻考验。

刘邦虽是平民出身，学识平凡，但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治远见，并善于任用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中调动方面的必要措施，一切有力的积极因素，善于权衡利弊，最大限度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为扭转汉初艰难的局面，他及时的采取了各方面必要的措施，使新生的汉政权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为后代文景两帝时期创造盛世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开国基础。

西汉王朝先后经历了高祖度过汉初艰难岁月、惠帝优柔寡断安身自保、吕后称制8年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时期。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国家的形态总的呈现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百姓生活安居乐业，民风淳朴。

这一盛世始于文景，鼎盛于汉武帝时期，并延伸到了昭、宣两帝时期，非指西汉历史全过程，也非指局限于文景二帝，它包括几代人的相继努力，其意义和影响足以让后世所敬。

后人在评说中国历史业绩时，言必称汉，皆以其盛况为典范。

接下来笔者将着重以文景盛世新气象产生的原因来说明文景之治成为必然历史趋势的原因。

(二)黄老之学盛行
汉高祖刘邦，在位12年，前5年致力于同项羽争夺天下，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破败萧条的天下，而后7年，才开始真正的治理天下，巩固统治。

开国之初，首先要消除蠢蠢欲动的异姓诸侯王，消灭割据势力；还必须努力完善制度，加强封建统治，使国家各方面进入正轨。

刘邦主张赏赐功高者共享富贵，谋反作乱者天下共诛，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政治作风，也成为前期黄老政治的主要特点，同时为医治人民的战争创伤，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发展国家经济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为西汉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逐步使国家走向正轨。

可以说这种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是历史关头的重要选择。

惠帝时期黄老思想中的无为而治仍占主流，认为前人立业，后人守成，不改先帝定下的主张，既忠于国家，也不烦扰百姓，“无为”确实是个好办法。

吕后称制继续推行黄老政策，但从她身上看不出任何黄老思想主张，
全是法家权术，残暴独行几乎乱了天下，只因老臣不改旧制，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才得以继续。

文景两帝时期，是西汉黄老政治最为风光的时期。

一是因为此时的社会环境需要继续休养生息，和平稳定的生活是身心俱疲的百姓心之所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成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

二是因为汉文帝在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下，崇尚节俭和以德化民。

景帝及武帝初，窦太后是推行黄老政治的核心人物，崇尚黄老之道，矢志不渝，因此景帝继位后，在她的课责下谨遵父道，但是这一时期黄老政治的消极面也充分暴漏出来，不思进取，豪党之徒武断乡曲，出现奢靡之风，亟待变革。

汉武帝时，实行新政罢免了些墨守黄老思想旧规的大臣，三公及身边出谋划策的大臣全部换成儒家门徒，推崇儒家治国治民思想，这深深触动了养尊处优的老牌权贵的利益，纷纷向窦太后喊冤叫屈搬弄是非，窦太后长期的后宫政治生涯使她权势日增，直至凌驾于皇帝之上，视黄老政治是保全自己的命根子，观念僵化，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已经年迈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开始在黄老派纨绔弟子怂恿下出面干预汉武帝新政，汉武帝深知自己处境，表示服从选择坐待时机，舍车保帅，两名帮助汉武帝实行新政的先驱者入狱并付出血的代价最终获得窦太后暂时信任，直到建元六年五月，风烛残年的窦太后最终撒开紧握权利的双手，至此，西汉的黄老政治也画上句号，儒生们也逐渐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大展才能，推动西汉鼎盛的新局面。

(三)文帝、景帝的主观贡献
史上有名的一代帝王—汉文帝刘恒是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为人宽容，政治上低调谦和，高祖死后，吕后把持军政大权，前180年，在吕太后去世之后，继承王位，当上了皇帝。

汉文帝即位后，注重以德化民，生活朴素节俭，凡事以--不劳烦百姓为宗旨，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对拥立自己为王的皇族大臣一一封官进爵加以赏赐，重用跟随其父刘邦开疆拓土的老臣，也恢复了被吕后贬斥的刘姓诸侯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稳固了他的江山。

政治上，废除连坐，改革法制，废除劳民多余的制度，考虑到路途遥远吏卒给居住在京城的列侯供给车马劳顿，经济上，轻徭薄赋，以安民为本，开放原属国家的山林川泽等其他资源，供百姓发展副业和生产；军事上，对待匈奴，一面继续和亲，一面加强边防守备，不主动出击，一旦对方来犯，立即迎战，而不发兵深入。

在当时不但内政亟待整理，边境问题也十分严峻，面临“胡强南劲”的局面，但汉文帝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在他当皇帝期间，可以说四海之内，百姓的生活都是比较复杂的，百姓安和守礼，一片祥和的场景。

使汉朝进入安定强盛时期。

汉景帝刘启，汉文帝第五子，母亲为文帝皇后窦氏，虽然刘启并非长子，刘恒被拥为皇帝后，代王后所生其他四子相继病逝，文帝称帝数月，各大臣便提议立刘启为太子。

在刘启当上皇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措施，听从贤臣晁错的意见，逐渐的平乱了国家的动乱，逐渐的削弱了国家诸侯的割据局面，逐渐实现了将国家的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但实际上，诸侯王势力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也成为留给后世的又一政治问题；经济上，基本延续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恩威并施，恢复了战争带来的多年的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加强了百姓，思想文化的交流。

尊重多种学术思想的共同流传。

推崇董仲舒的百家学术的观点，极大的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兴盛。

在国家的军队问题上，逐渐的强化国家的军事武装，对于不断骚扰我国的边陲小民族加以严厉的打击，维护大国威严。

汉景帝始终希望克制己欲，引导人民走向善良，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保证了文景之治得以实现。

二、文景治世时期的重要举措
(一)重视农业与轻徭薄赋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威胁国家的诸吕反动势力已被铲除，政治相对稳定，统治集团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

自神农氏教民耕作以来，农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就根深蒂固，历史和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盛与否，因此，减免田租和轻徭赋税成为历代统治者最看重也是最常用的治理国家的措施。

汉高祖时期，为挽救破败不堪的经济现状，在此基础上刘邦积极的推行减轻百姓赋税徭役的政策，较历史上的的税收少了三分之一，并根据国家实际情况，相应制定其他方面税收，尽量减轻百姓负担，为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惠帝及吕后时期，相继经过几年轻徭薄税，农业生产终于得到恢复发展，经济形势也出现转好形式。

文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也曾两次减免田租税，徭役减少至三年一次，农业生产呈上升趋势，但国家仍无积蓄，百姓生活仍处于青黄不接，须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另一方面经济已取得进步后，经商致富的诱惑使得战国以来兴起的舍本逐末之风见长，有弃农经商的趋势，本来已经呈恢复之势的经济又开始举步维艰。

而后经过贾谊、晁错有说服力的启发和建议，推行轻爵贵粟政策，即：百姓可以用粟买官职爵位，或者用粟减免刑罚，从而使粟变成无价之宝，种田的人自然会想多获得粟而积极种田。

同时亲自率耕，崇尚节俭，善待孤寡，向百姓开放土地和山林供人垦耕。

推动百姓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基础上把多余的财务积累起来，以备在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以有充足的物质准备。

但文帝末年及景帝初年，受到了水旱、蝗灾和疫情的侵害，许多百姓极度缺少粮食，文帝反躬自问，是否是自己施政行为有过还是百官生活过于骄奢，最终判定为经商而害农，富贵豪强追求享乐大量用粮食造酒，各类牲畜食谷物太多，产的少，用的多必将使得农民承担后果，还与众臣商议凡是能帮百姓摆脱困境的建议皆可提出，由此可以看出文帝始终心系农业和百姓的温饱问题。

景帝继承父亲未完事业，继续将重农政策落到实处，以身作则不剥夺百姓。

在吏廉税轻的环境下，使天下广务农桑，储存国家积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出现繁荣景象。

(二)儒生参政与孝悌力田
西汉前期，统治者多推崇黄老思想，标榜政治上的清静无为，却也同时杂用儒术，其主要体现在吸收儒生参政和鼓励孝悌力田。

历朝历代的儒生，多有积极参政的意识，西汉也是如此。

刘邦虽有帝王雄才，但他出身决定了他接受书香熏陶较少，自身对儒生也存在偏见，与传统的繁文缛节格格不入，对儒生的直言也大多反感，甚至是厌恶。

但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又能给予重用，为自己治理国家服务，还能不同程度的用儒术教化百姓，能摒弃偏见，知人善用，尊贤之心让人敬佩。

到了文帝时，统治阶级仍受无为政治影响，因循守旧，社会弊端日益显现，百姓饥寒交困，舍本逐末，豪强富商抓住机会掠夺社会财富，国家面临危险，统治者得不到片刻安稳，所以在启用以法家为本的酷吏的同时，对儒生通晓世务，能以经术润饰吏事等才能非常欣赏，也常启用多为儒生的循吏，其中属被文帝少年提携的贾谊贡献突出，贾谊凭借自己透彻的分析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向汉文帝上书，表明现有弊端，提出施仁政，以礼治天下，但文帝主要考虑到目前的重点是让百姓解决温饱，不可能大范围改弦更张，只是部分采纳他的建议：防止诸侯王权力过大令诸侯分土地以王子弟，推恩宗室，遣列侯离京就国，不得留京养尊处优，并亲自治理封地万民，虽然只是部分采纳，但却使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统治阶级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对西汉政权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虽然贾谊在顽固旧实力的阻挠和挑拨下最终被外放离京，最后郁郁死在忧国忧民中，但使儒生从他身上看到希望，并积极推动儒家政治早日登上历史舞台，汉景帝时候，不任儒，窦太后又是黄老思想忠实拥护者，儒家思想受排挤，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开始，儒生地位上升，政治上上升为统治地位，儒生为官也普遍起来。

汉初杂用儒术的另一标志，就是提倡孝道，在惠帝之后各任皇帝死后谥号后皆加一个孝字，表示其继承父制度，谨遵祖训，在百姓中，设立孝悌力田之官，以儒家仁孝、务本思想作为选关标准，劝导百姓尊长敬上，鼓励力田，以达到发展生产，安定国家的目的。

汉文帝时，对孝悌力田，以身作则，主动采取措
施督促落实，推举孝廉之士作官，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儒家礼教逐渐被人民接受。

景帝时虽不任儒，但儒术也被采用，赞赏儒家的德治，对文帝的德治措施大加赞赏和遵循，因此被赞扬为以孝德治天下的皇帝。

汉武帝时，随着国家行形势的好转和方针政策的改变，不再继续提倡孝悌力田，但提出了兴廉举孝，使许多德才兼备的儒生有了作官的机会，出现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

(三)废除苛法与几致刑措
自战国地主阶级兴起以来，代表其利益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各国纷纷任用法家变法图强，推进了中国封建化进程，使秦王扫六合，海内为一家，但以秦始皇为核心的统治阶级把法家带领成残暴压制极端化，终于使“天下愁怨，溃而叛之”，事实证明：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迫，最终都会被推翻。

因此，从峥嵘岁月里走出来的西汉时刻以此为戒。

刘邦入关后，首先就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来顺应民心，以聚结壮大反秦队伍，但这毕竟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简单的几条法规使许多坏人逍遥法外，于是听从相国萧何的建议又恢复了部分秦法，甚至恢复了最残酷的“诛三族”。

吕后称制后，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曾宣布废除三族罪和妖言论（即：诽谤罪——针对于统治者的不当言论）。

汉文帝即位后，西汉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走向正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刑法也较少使用，统治集团内部相对安稳，刘恒自上位就得到刘氏老臣的拥戴，良好的用人环境和忠臣的帮扶使天下逐渐安宁太平，成为汉文帝废除苛法、几致刑措的先决条件。

文帝在先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逐渐的取消了在秦朝的时候国家制定的“连坐法”的法律，也将几种极为残酷的刑罚逐渐的取消代之以相对柔和的处罚方式。

在惩罚教育犯人的时候，取之过去的肉体的惩罚，而是以思想教育为主。

更多的侧重对犯人思想方面的教育和更正。

并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而重新量刑，并尊重官吏的断狱。

景帝即位之初，在文帝宣布废除肉刑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了刑法，将杖刑减笞为二百、一百，受刑者免于因此而致残，仅是承担少些皮肉之苦的惩罚。

但这也侧面表明了文帝当时废除肉刑改为笞刑，不但没有减轻，甚至比之前更残酷，三五百棍打在人身轻则致残，重则丧命，还有将重刑犯死刑，这些反而不如肉刑之轻，景帝虽然看到了文帝轻刑法实质，而下令减刑，但官吏们以笞刑为威，不认真执行，毒打犯人，致使文景之后肉刑依然存在。

(四)崇尚节俭与施惠于民
中国在长期经济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靠勤劳节俭积累财富，创造辉煌，推动历史前进，逐渐形成崇尚节俭之风，也成为中华民族高尚的传统美德。

在我国的历史
上，历代的统治者都深谙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实行勤俭节约之路的道理。

虽然汉文帝功不及秦皇汉武，德逊于夏禹周文，然而却以躬修节俭，思安百姓着称于世，被誉为好皇帝，树为统治者中的榜样。

崇尚节俭主要体现在：一、在位期间，为人仁义，生活简朴，一心为民，在位期间，宫室车马华服无一增多，不曾为己改善，注重以德服人，其美名明传于世。

二、以身作则，拒收献物，以杜绝送礼之风，传说当然有人献上千里马，汉文帝命人退还，并发给路费免受损失，这与后世汉武帝为求好马派兵远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形成鲜明对比。

人欲无穷，势必最后误国害民。

还体现在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在文帝时，一些有识之士获得入仕机会。

汉文帝本人还是位身教重于言教的典范，又诸事先从自身做起，为群臣树立务省徭费以便民的榜样。

生活极尽简朴，据记载；连文帝的宠妾慎夫人也不着华服，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一生贯彻始终，临终前教诲臣民丧事从简，其节俭之风对后世颇具影响。

思安百姓主要体现在：一是汉文帝在位的期间，对于贫苦的百姓很是看重。

为其提供了基本的补助。

推行孝亲养老政策，这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从根本上淳化民风，让人们习惯于前人老路，循规蹈矩，强化统治基础；二是为防止游手好闲坐食俸禄的京中权贵搜刮民脂民膏，增加百姓负担，故下令列侯回到自己封地去，定期上贡运至京师，以减少财政开销；三是后元六年，天下大旱，飞蝗成灾，粮食欠收，人民生活艰涩，国家财政也产生困难，汉文帝始终思安百姓，与民共度天灾，削减宫中开支，一切从简，下令诸侯免于朝贡，以尽量减少地方负担，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开放山林池泽，为百姓创造方便。

事事为百姓着想，亲力亲为，把天下利益摆在首位，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五)平定内忧与强化中央集权
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刘邦采取了方方面面措施以巩固政权，同时总结秦朝灭亡教训，错误的认为须分封同姓子弟为王，面对广大地区，深感无力控制，因此他一面消灭韩信等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逐渐的分封了几个王侯。

文帝即位前主要矛盾是吕氏称制诸吕乱政与之争夺政权，吕氏被伐诛，后同室操戈变成了社会主要矛盾。

文帝时，吴王刘濞之子入长安，随其父之性格，吴太子性骄、不恭，因博弈产生争执，以下犯上，相争不让，被汉太子刘启（即下代景帝）以博局击杀，归葬吴国，吴王既遭丧子之痛又生归葬之恨，在极为愤怒的情况之下，称病拒绝上朝，同时又以金银收获一些权臣之心，收为己用，直到景帝三年，当初羽翼未丰实力尚弱的诸侯王们逐渐成长壮大，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尤其是手中握有实权的诸侯王，不管是同姓还是异性，甚至还有大批野心家，纷纷觊觎皇
位，致使动乱接连发生，封王列土的弊端暴漏无疑。

在此历史大环境之下，很多地方王侯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甚至达到了可以与中央相互抗衡的地步。

在此危机之下，汉景帝逐步推行了削藩的政策。

当此政策逐渐推行之后，很多地方势力并不赞成但是景帝推行了相对强硬的措施，经过数载的努力，终于维护了正统王朝的尊严，坐稳了自己的江山。

同时通过窦太后侄子窦婴向景帝进言，声称唯有杀死晁错才能使诸侯王退兵，景帝乱了阵脚，平日忌妒晁错才干的小人也借此煽风点火，汉景帝就这样听信了谗言将一代忠臣满门抄斩。

结果是，叛军仍未退，吴王刘濞反称自己为东帝，继续挥师东进。

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波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诸王联合攻汉的局势，汉景帝此时下定决心以武力平叛，以车兵断绝叛军粮道，辅助的措施是派出了国家的英勇将领周亚夫，随军出征，辅助作战。

惜违抗景帝救援梁国的诏命，大胆牺牲梁国局部利益，最终集中兵力，三个月即平定了叛乱，可谓是战争成就的另一位英雄。

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权利日渐削弱，结束了自西周以来延续千余年的诸侯割据体制。

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的存在的弊端也基本得到消除，皇权空前加强，巩固了统治，为后世汉武帝延续盛世至顶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丰硕的成果在两代帝王的不断努力之下终得佳绩。

三、对文景之治的历史评价
(一)积极方面
西汉文景之治，是专制皇权社会下的第一个盛世，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仅从这文帝、景帝一时期的历史来看，二人共在位39年他们实行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等有利于经济恢复的一系列政策，有效的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人民生活安定，劳动者的负担进一步减轻。

景帝时期爆发的七国之乱，也让景帝尽早认清了利益冲突使得诸侯王必会反叛的真实面目。

平定七国之乱解决了王国势力问题，加强了皇权，将日后起兵反叛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从统治者的主观因素来看，被誉为节俭皇帝、仁义之君的汉文帝，所行所施，既表明了黄老清静无为的一面，也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六德六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国家政治清明的保证；景帝即位后，谨遵文帝遗业，大致无改父道，屡改刑法以宽民，采取薄赋、劝课农桑等措施，致海内殷富，民风淳厚，社会一派安定繁荣景象。

西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社会进步的伟大时代，特别是文景时期，政权日趋巩固，经济走向繁荣，这些都为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一是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始于战国的黄老之术，到汉初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文景时期积
极推崇黄老政治，进一步发展了理论，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巩固政权的主导思想，对当时政治方针的制定有重大作用和影响。

汉武帝时期，黄老政治时代结束，儒家思想成为主流，读书人纷纷埋头苦读，力求以经取士，努力为汉武帝的政治服务，为汉武帝带领西汉走向鼎盛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西汉文学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汉赋、散文、和乐府民歌。

其中最突出的要属汉赋，即一种有韵的散文，大致分为仿屈原《离骚》的骚体赋，和汉代新创的散文大赋。

贾谊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其《吊屈原赋》是骚体赋的代表佳作。

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初文士颇有战国游士余风，时常奔走于各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以国家发展为己任，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统治和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同时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乐府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职责是创制新调和曲辞，训练乐工舞者，供宫廷祭祀庆典和统治者欣赏。

乐府民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真实深刻反映了当时人民对社会情况的观察和理解，形式多样，既有文学性又有艺术性。

提到西汉的文学成就，就不得不提到司马迁的《史记》，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这一新的体例，即以人物为中心来记录历史，严密考证，取材广泛，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文学成就。

(二)消极方面
西汉的文帝景帝，开创了文景治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也要遵循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正确看待其中出现过的不可忽视的历史的消极面。

文景二帝的最大失误就是发展了落后的奴隶制度，文帝时期，买卖奴隶和卖子孙等现象日益严重，皇帝也有所耳闻，却不以为然，甚至还颁布了只要献几个奴隶就可以免除其罪的法令，这些奴婢即私人奴隶，为官僚、地主、商人所有，但值得庆幸的是汉文帝对官奴婢制度还是进行了一些限制的，官奴隶即归国家所有，多为公奴。

公元160年，文帝下令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还取消了一系列相关法令。

但汉景帝时期，不仅私奴隶制度长足发展，官奴隶制度也越发严重起来，据记载，仅是景帝用于养马的官奴婢便多达三万多人。

因此文景时期，西汉后代的皇帝拥有的官奴越来越多，皇帝也成为当社会上最大的奴隶主。

可以说，西汉的奴隶现象与封建制共同发展，加深了西汉王朝奴隶主统治的性质。

西汉前期，一般的农夫家庭，劳动力基本为两人，所有耕地有限，一年四季辛勤劳作，还要负担国家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