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张少康本纲要 阅

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张少康本）

一、孔子的文艺思想

孔子的文艺思想可以用“诗教”来概括，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一）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1、文艺与道德修养：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泰伯》）的基本原则。“兴于诗”。“兴”是兴起之意。修身要先从学诗开始。从学习《诗经》到掌握礼的各种原则规定，就是从具体感性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使自己立身行事，严格地遵循礼的规定。“成于乐”。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最后的完成，还要通过音乐的陶染。这个“乐”，是浸透了仁的精神的先王之雅乐。

2、文艺与政治外交：孔子对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

（二）文学批评的标准：“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孔子借此句来概括《诗经》的特征。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他赞美《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是一种“中和”之美。

（三）文学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孔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肯定。（四）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

1、文质彬彬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要求人既具备“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还提出“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孔子主张要文质合一，文质相符。

2、尽善尽美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韶》乐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善的，《武》乐歌诵武王伐纣，内容不够完善。孔子主张内容和形式并重。

（五）论雅乐与郑声：孔子提倡雅乐，反对郑声。提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雅乐比较中正，郑声不合中正平和之意，不利于道德品质的培养。

二、孟子的文艺思想

（一）知言养气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所说的“气”，是指作者所应具有的内在的优良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他认为只要作者具有这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就会写出富有充沛文气的作品。善于养浩然之气，就能知辞之正邪虚实，接下来便引申出知言的问题。知言是指能正确地使用语言文辞，能分辨文辞的优劣好坏。而这又是建立在养气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知言养气是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

2、以意逆志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指不能以个别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认识，“以意逆志”即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它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方法，在阅读鉴赏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3、知人论世说：“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指通过颂读古人的作品以获得帮助，吸取教益，就象和古人交朋友一样；而要正确颂诗读书，和古人交朋友，还须知人论世，联系古人的生平思想及时代环境。“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

三、庄子的文艺思想

庄子思想中最重要是崇尚自然，反对人力；主张无为，反对刻意。这种思想对他的文艺观产生重要影响。

（一）崇尚自然，反对人力的文艺观：

1、音乐上主张“天乐之乐”：庄子把音乐分为三类：人籁、地籁、天籁。其中“天籁”是最高层次的音乐，是“天乐之乐”。

2、绘画上欣赏“解衣般礴”：庄子要求人在主体精神上实现与道合一，这样画出的画没有人工痕迹，而与自然一致。（二）虚静与物化的创作论：在创作上，庄子强调虚静和物化的境界。作者要达到与自然合一，在创作心态上首先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使心理调整到空灵，宁静，无知无欲，达到“物化”的境界。虚静就指心灵的空明宁静，不受外物干挠。庄子论述了一系列技艺创造故事，说明虚静的重要意义。如梓庆削木为鐻，工倕指与物化，吕梁大夫蹈水，疱丁解牛游刃有余，佝偻者承蜩等。

（三）“得意忘言”的批评论：庄子《天道》篇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他认为意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世人重视语言并联带着重视书是不对的。他主张把语言文字当作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用过了就可以丢掉。《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言虽然并非意，但它可以像筌蹄帮助人们获得鱼兔一样，帮助人们“得意”。“得意忘言”说影响了后世的“意境”论。

四、《诗大序》基本理论

《诗大序》是《诗经·关雎》前面的一段文字，可视为一篇相对独立的诗歌理论专论。其中所论及的诗歌创作、诗的功用、诗的风格等问题，对后世正统的诗歌理论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情志统一说。

《毛诗序》明确地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它还引用了《乐记》中的一段话，说明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情志统一说对魏晋时期的“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在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二）关于诗的社会作用──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大序》鲜明地提出了诗的讽谏说，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这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讽谏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诗大序》还引用了《乐记》中的一段话，也涉及了诗的社会作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增加了“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都说明了诗的巨大功能。《诗大序》还解释了变风、变雅的产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是衰败的现实在文艺上的反映。

（三）诗六义

《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指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对于赋比兴的表现特点，《毛诗序》没有作具体分析，对风雅颂作了具体解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