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猪发展模式的定位与选择

我国养猪发展模式的定位与选择
2014 年一波又一波可以预见的或始料未及的震荡中一直低迷。

屡屡跌破心理底线的猪价、频频失效的“猪周期”和“猪肉收储” 、食品安全修订法案颁布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或“互联网+”等概念和新技术在行业的试水，屯极而思变，莫不引起业者对中国猪业发展模式的思考和无限遐想。

1 产业发展历程
猪的历史要追溯到4000万年前，有迹象证明家猪可能来自欧洲和亚洲。

野猪首先在中国被驯化，中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商、周时代养猪技术上的一大创造是发明了阉猪技术，使猪只变得温顺，更易圈饲。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汉代养猪在食用目的之上增加了积肥的功能，促进了养猪方式的变化。

唐宋时期，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元代在扩大猪饲料来源方面，有很多创造。

明代中期，养猪业曾经遭受严重摧残。

正德14年(1519)，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被令禁养，旬日之间，远近尽杀，有的则减价贱售或被埋弃。

清朝小农经济使得养猪生产达到了农牧循环的持续发展时期，养猪为改善生活和蓄粪肥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批示“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如果能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的来源就解决了”，鼓励养猪。

人民公社期间，大力发展生产队猪场，但因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和规模饲养技术不配套而失败。

改革开放以后，养猪生产成为农民积蓄零钱和利用闲散资源的有效方式，作为家庭副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广三保等率先建立了万头猪场，开启了规模养猪的序幕。

至2005年，是规模养猪形成期，散户饲养规模扩大，大型猪场涌现。

2005—2010年，是规模养猪发展期，专业户大量涌现，经历了2007 年的价格风波，其实质是淘汰散户，进入专业化养猪通道。

2010年至今后一段时间，是规模养猪的技术提升期，经历了2014年生猪价格洗礼，淘汰低效养殖，进入效益提升通道。

可见养猪业自古就在“单一追求肉品价值”到“猪、肥、农业三者的农牧循环”中，不断建立-打破-再平衡，只是起点不同、方式不同罢了。

2 发展模式定位
我国养猪业具体以什么模式为主，需要深入剖析产业定位。

经历了
2013年至2015年春季的本轮低价格来看，一方面，就国内养猪者角度，近2年来生猪价格持续低位运行，是产业和经济运行周期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国际资源配置角度看，中国猪价一直在高位运营，国外养殖成本仅占中国养猪成本60%。

养猪难，较高猪价格的“天花板”被更高养殖成本的“地板”所抵消了养猪效益空间，其核心在于行业效率低下。

首先，养猪业服务体系低效。

服务企业最大的队伍是销售大军而不是研发团队，服务分国家、省、市、县甚至乡级多重代理，一个猪用产品从生产到养猪一线，途经多个流通环节，价格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服务队伍庞大，都以企业本身利益为考量，都不断地为养猪场户做“加法”，没有从场户本身角度全面考虑，做的都是点的服务，而不是面上和系统化的服务。

这种畸形的服务模式，导致服务企业难、养殖场户对接难、行业效率低，直接推高了养猪成本。

初步估计，养猪服务体系可提升效益空间为肥猪至少60元/头。

其次，养殖生产体系低效。

一是多重角色导致效率低下。

养猪场户既是原料采购和加工者、又是技术落实者、又是产品营销者、融资者、管理者，担负了太多的社会角色。

养殖生产从品种改良、环境控制、营养调配、疫病防控、经营管理等全面参与，泛而不专。

二是非人性化管理导致效率低下。

封闭的监狱式管理，远远背离了人性的特点，使养猪人感到没有尊严和自由，很难吸引到高端人才和智力支持。

三是资源运行抵消。

沉睡资源多，浪费严重。

计划性、流程性不高，土地难、融资难、技术难等导致闲置设施设备、现金流、种质资源、智力资源等的运用受限，闲置多、浪费大。

所以，养殖生产体系也是畸形且低效的。

仅据此三项估计，出栏肥猪效益浪费为至少80元/头。

再就是下游销售体系独立垄断和低效。

大家都在说食品安全的源头在养殖，但独立的生猪收购屠宰体系，远远脱离养猪生产，使得养殖者没有销售话语权、定价权。

屠宰加工应该反馈给养猪生产体系的信息断档，使得养殖业者不知道到底应该养什么样的猪、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是无效或有害的。

处于完全没有后续信息的聋子和瞎子的状态般的养猪生产，只能望价而估，一会高了，一会低了。

殊不知，价格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可以说，养猪产业整个行业处于“只识大小，不识数”的聋瞎状态。

而同时，屠宰加工多以初级加工产品居多，实际屠宰能力一般仅占设计能力的 30% ～ 40%，产能浪费严重，品牌度低，竞争乏力。

此二项可造成肥猪效益浪费至少30元/头以上。

最后，就是从业者组织化程度低，组织是低效的。

长期以来，养猪从业者一直是自己单干，虽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培训交流会，但都是点状的，非系统性的，缺乏直接的针对性。

跨越养猪者个体之上的不管技术、资金、政策、措施等只能望洋兴叹，干着急。

没有组织起来，一起研究、一起突破，真正弄明白为谁养、谁来养、怎么养等产业难点、热点问题。

估计组织化程度低导致肥猪收益减少50元/头以上。

综上所述，我国养猪业因为效率低下，使得养猪业减少220元/头以上的收益。

本轮价格的调整，不是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环境污染限制等表像。

其核心关键是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提升养殖产、供、销各环节的运营效率。

3 发展模式选择
中国养猪模式同其他传统产业一样，一直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等多种模式并存，有古老的放牧饲养、传统的家庭副业圈养、专业户生产、也有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现代化猪场。

满足城乡居民肉食供应的瘦肉型猪的主导生产模式，业界一直有多种声音：
例如，有的支持大型、集约化的美国模式，认为该模式土地占用少、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高；有的支持发展欧洲适度规模养殖，分散饲养，农牧循环，减轻环保压力。

笔者认为，未来养猪模式必须要在厘清产业阶段和产业核心焦点的基础上，总体符合如下条件：一是专业化生产模式；二是高效低污染模式；三是轻资产发展模式；四是生态型组织化管理模式。

只有满足这几个条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养猪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总体需求。

而目前，我国常见的几种养殖模式：
一是大型集团化养殖模式，如牧原等，规模在万头、几十万头，甚至几百万头以上，资源配备精良，技术水平高。

大规模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建立完整的品质控制体系，提升生猪的产品质量；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提升企业疫病防控能力；有利于减少中间环节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实施标准化、机械化和集约化养殖，提升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社会资源。

二是自主投资人模式，规模一般在3000～10000 头，自己投资，自己
当老板，聘请人员饲养管理，技术水平相对较高。

自主投资人因为产业规模较大，不易退出，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将导致其资金周转困难，加之组织化水平低，是本轮调整过程中运营较为困难的群体之一。

三是家庭农场和专业养殖户，规模在100～3 000 头，以家庭人员为主体，参与具体养殖生产，管理精细，技术、信息、资金相对欠缺。

资料显示：目前，年出栏100～3 000 头的家庭或专业养殖场户生猪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50% 左右，是我国猪业生产的从业主体。

如何发挥好主体作用，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就是中国猪业发展的主导模式方向。

四是散户养殖，规模在100头以下，作为家庭副业养殖，生产条件较差、技术支持乏力、环境污染严重，是产业淘汰的对象。

近年来，以温氏为代表的养猪体系，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将家庭养猪场户从复杂的生产链条中解放出来，专业从事养猪生产，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是目前较为成功的模式。

综上所述，中国未来养猪发展模式一定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的融合，多角度应用。

体现在：一是产业集中度增强。

美国花了30多年时间，由70多万个养猪从业体整合为7万个从业体。

未来10年中国生猪业进入产业快速集中时代。

二是专业化进程加快。

社会化专业分工进一步加快，养猪生产者将从“后备培育-配种-妊娠-分娩-哺乳-保育-育肥-销售”的长链条中解放出来，对接集团公司基地“接口”，专门从事某一个或多个环节的生产，变“养殖户”为“猪产业工人”。

物资、技术、服务、销售等角色交由专业公司或组织完成。

三是农牧结合进程加快。

俗话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这是对农牧结合的最好体现。

实现环保工艺的升级换代，遵循适度规模养殖原则，大力发展家庭农场模式。

四是产业融合度加速，一体化进程加快。

大型养殖企业借助种质、服务、技术优势，做足生猪繁育的前端技术环节。

家庭牧场主要负责专业繁育仔猪或育肥。

成立区域性的行业协会，整合行业服务单位和组织，建立大的生猪服务系统。

在信息、技术方面建立渠道，提升使用效率，物资方面实现团购、团销，抱团应对市场，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售价。

从世界猪业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体化结合是一个共同的趋势。

美国的合约养猪比例达到 66%以上，丹麦达到 95%。

中国未来养猪业必将借助互
联网、农业金融等跨界思维，整合各种要素，盘活猪业的沉睡资源，可能统领在10至20个养猪组织所建立的生态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