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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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述评制度转型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系统地分析和透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转型问题。
一、什么是制度转型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首先探讨了制度转型的内涵。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主要由国家机构持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经济制度系统。
如何使用和分配这些产权包括劳力要由中央、省或地方的政府机构来决定。
为了便于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得不用外在设计的、主要是指令性的制度来取代市民社会中的许多内在制度，从而中央计划代替市场的自发调节。
[1]505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性市场的信息机制、缔约自由和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被废除，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经济遭受巨大的动态效率损失，资本存量下降，经济绩效恶化。
[1]512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表明，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
因此，所谓制度转型，即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
但是，更为严格地说，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制度转型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
[1]505二、制度转型的本质要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转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互动性变革必须以任何一个大脑都难以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
[1]523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制度转型的目标是要构筑市场制度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其本质要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人必须掌握其在民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权，这包括自由出售自己劳力和技能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寻找信息的权利，发表言论的权利和迁徙的权利。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述评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述评引言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晚期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思潮，其核心观点是经济行为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其中，制度对经济发展和效率的影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转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制度转型指的是对原有制度的调整或改革，旨在提高系统的效率和绩效。
本文将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转型理论进行调研和分析，试图对其进行评价。
制度转型理论的基本概念制度转型的定义制度转型是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升级，旨在促进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制度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经济改革。
通过制度转型，旧有制度可以被调整，达到更加高效的目标。
制度转型的类型依据制度转型的性质和目的，可以将制度转型分为一下几种类型：•全面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比较彻底的一种，涉及到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新型经济制度体系。
•部分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相对简单的一种，只针对特定领域进行改革，例如价格、产权等。
•（外部定向）制度转型：这种制度转型是外在环境要求下的转型，例如要加入WTO、自由贸易协定等所要求的改革。
•（内部驱动）制度转型：这种制度转型是由内部发起的，需要国家机关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基层分支机关和进驻企业的领导和指导。
制度转型理论的发展历程制度转型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制度转型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
1979年，罗德尼·斯蒂克曼在其著作《结构与市场》中，提出了制度转型的概念，并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制度转型案例，探讨了制度转型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著作《发展的制度因素》中，对制度转型理论作出了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路径依赖”、“协同整合”等概念。
通过这些概念的阐发，诺斯深入探讨了制度转型的历程和机制，并提出了制度转型的方法论。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逐渐深入和完善，制度转型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及其适应性效率探析
2020年1月第36卷第1期Jan.2020Vol.36，NO.1治理现代化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及其适应性效率探析杨松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基本治理制度的整体浓缩与外在表征。
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它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国家治理文明，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锤炼，具有“利益超越型执政党”“追求民意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基于信任的有为政府”和“一元为主、多元合作的治理架构”等特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满足长期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要求，具备适应性效率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具有强大效能和持久生命力，应当坚持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适应性效率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1-0055-07收稿日期：2019-11-22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专题研究项目“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效率之谜’及其现代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SHJD19）的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作者简介：杨松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治理理论、财政制度研究。
国家治理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为世界各国普遍所有，但因历史传统、具体国情和治理实践的不同，在国家间呈现出显著模式差异。
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基本治理制度的整体浓缩与外在表征。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秉承“多元中心、分权竞争、民主共治”理念，以“善治”为旗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与之相比，坚持“一元为主、多元合作、有为政府”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却独具特色，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减贫有效、生态改善，取得的治理成效世人瞩目。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摘要：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在社会全面变革、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持续不断地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面临着全球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大众化的挑战，高等教育改革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充满着矛盾与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与核心在于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新制度主义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的分析工具，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优化的路径选择以及外部和内部环境的优化对策。
关键字：新制度主义；高等教育；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处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全面变革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之下，同时又面临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挑战，因此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充满了矛盾，改革的发展不断产生出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改革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高等教育改革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关键与核心，制度改革的成败和制度创新成效的大小将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能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因此，立足于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的有关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将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新制度主义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的适用性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表现在：不再把利益群体的角逐作为对制度分析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再将制度视为社会体系结构的被动反应；相反，通过对制度不同层面的分析，以及它对社会体系结构特征影响的考察，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规则、规范更具有独立性、主动性和变动性，这成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优势和特点。
可见，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中有许多观点对研究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可用于解决高等教育制度问题，因此，新制度主义理论成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研究的可借鉴的重要方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变迁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变迁研究作者：兰梦钱周伟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摘要：通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探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变迁历程与逻辑，发现民主集中制由生成、调适，走向成熟发展，其制度优势渐发彰显，治理效能愈发提升，由此认为“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是推动民主集中制实现变迁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当代完善优化民主集中制需要在价值、理论、制度与方法维度着手。
并且从学理上进一步论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时代创新，以期为理解好、阐释好、落实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科学理念、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变迁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图分类号： D262.1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3）05-0024-12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实践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1]，“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2]。
新时代，研究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准确认识其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党治理中的独特角色与地位，充分挖掘其促进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潜力，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与优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生物学密码”，剖析其本质意蕴，从而推动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当前学界普遍赞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制度优势，近年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
比如万里鹏在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研究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路基础与内涵逻辑[3]；牟成文指出人民性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哲学意蕴[4]；崔寒玉则通过“协商”来探究民主集中制的法学释义[5]。
第二，学者们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发展研究中，一方面基于某个历史阶段开展研究，比如王建华研究了民主集中制的早期实践[6]，陆巧玲研究了大革命失败后民主集中制重建问题[7]，李东明、张朝立则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实践[8]；另一方面是从百年党史中探寻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脉络，如邹运、孟宪生梳理了民主集中制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总结了经验[9]，王一喆與王春玺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百年探索[10]。
新制度主义视野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特点初探
１制 度 一环境 ： 境 催 生和 推 动 制度 变 迁 ． 环
制度环境 ， 一系列用来建立生 产 、 是“ 交换 与分配 基础 的 政治 、 社会和法律的基 本规则。 制度除 了受体制外 环境 因 ” 素影 响外 ， 宪法所规定 的基 本政治制度 和经济制 度本 身构成 了政治体制 内各项 制度 的制 度环境 。环境 的 变迁 为制度 变
［ 关键 词］
政治体制改革 ； 新制度主 义； 结构性 变迁 ； 历史性 变迁 ［ 文献标识 码 ］Ａ ［ 文章编号 ］１０ －－ ５ （０ ０ ０—０ ５ —０ ０ ８ －０ ３ ２ １ ）４ ｏ ３ ３ ４ 变现存权力 的企图。当面临 内外 压力 的情 况下 ， 国内的政治 力量往往会 围绕着针对 压力 的不 同态度 而分成两股力量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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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视野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特点初探
欧 鲲
（ 共 中央 党 校 ， 京 １０ ９ ） 中 北 ０ ０ １
面 ， 新制度主 义为制度 分析提供 了全新 的视 角。 以制度 本身 为分析变量 ， 利用历
史 制度 主 义 分析 方 法 建 立 结 构 性 制 度 变 迁 分析 框 架 得 出环 境 催 生 和 推 进 了制 度 演 进 ， 度 与 行 为 者 的相 互 作 用 推 动 了制 度 制 变迁 ， 值 理 念 决 定 了制 度 的 目标 方 向 。 建 立 历 史性 制 度 变 迁 分 析 框 架 发 现 政 治 制 度 的 路 径依 赖 特 征 强 化 了体 制 改 革的 阻 价 力 ， 找 到 历 史 否 决 点 是 推 动 改革 的 关键 。 因此 ， 而 需要 加 快 制 度 的 程 序 化 法 制 化 ， 握 环 境 变 化 抓 住 机 遇 完 善 党 的 执 政 方 式 把 转 变政 府 职 能 ， 立 核 心 价 值 观 ， 理 好 权 力 与 利 益 的 平 衡 博 弈 。 建 处
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困境及消解
作者： 宣小红 崔秀玲 谭旭 林清华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北京100086
出版物刊名：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页码： 39-44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2期
主题词： 研究型大学 学科制度 新制度主义
摘要：建设研究型大学，需要完善的学科制度作保障。
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存在以下问题：学科评估制度存在缺陷，学科设置制度主体权力失衡，学科生长制度不健全。
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成本-收益”分析是制约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路径依赖是影响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合法性机制也是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要以学术本位为价值取向，以诱致性变迁为路径选择，建立校际学科联盟制度，完善激励机制，为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提供保障。
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
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重大转型。
这个转型涉及各个层面和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等等。
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正在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国家治理研究。
首先，政治制度的转型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核心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治制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变革。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党国体制向依法治国的转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不断地适应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不仅聚焦于政治制度本身，还研究政治体制内外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次，经济模式的转型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这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创新驱动的发展、开放进一步深化等方面的转变。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通过对经济模式转型的研究，旨在为中国提供更加可持续和可靠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解决资源环境压力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另外，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
这种转型涉及到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通过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旨在为中国提供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同时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稳定等问题。
同时，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还需要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许多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需要研究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等问题。
这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国际挑战，同时发展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形象。
总之，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是一个全面和复杂的学科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的转型和变革，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建议和支持，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进程。
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
理论经济学研究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郭忠华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
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①。
制度变迁总是遵循一定路径,沿着特定的轨迹演化的。
但是,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不同变量的作用,其路径选择也体现出多样性特征。
本文梳理了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制度变迁的三种路径理论:路径依赖、路径替代和路径偶然,以期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方式进行总体性概括。
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作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而被提出来的。
生物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取决于基因的随机突变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的控制中,在此过程中,物种进化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进化路径,但如果一直未受到突变因素和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它将沿着既有的路径一直演化下去。
生物学家古尔德(G ould)较早研究了生物进化路径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路径可能并非最优的性质,从而明确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②。
较早将路径依赖理论用于经济学研究的保尔・大卫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干扰,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它们的运行取决于系统历史上某些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的持续影响。
”③因此,路径依赖的涵义后来就演化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存在的某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④,该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固定的轨迹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选择,演化路径也很难使之改变。
路径依赖理论同时成为新制度主义者解释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手段。
路径依赖作为架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桥梁,解释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许多国家为何长期陷入经济无效率而不能自拔的问题。
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探析
纵 观 整 个 政 治 学 的 发 展 史 ， 多 数 政 治 哲 学 家 大
有极 大的鼓励 和 启 迪 意义 ， 治 科 学研 究者 开始 再 政 度关 注制度 ， 把制 度 重 新 纳入 当代政 治 学 的分 析视
们都 曾钟情 于制度 和制度 创新 的研究 。从古希 腊 的 亚里 士多德 到近 代 的托 克 维尔 、 尔 、 密 凡勃 伦 、 芒 康
度环境； 更要 规 范 利 益相 关 者 的政 治 参 与 ， 政 治 制度 创 新 奠 定 坚 实的 动 力基 础 。 为 ［ 键 词 ］ 制 度 政 治 学 ； 度 创 新 ； 具 性逻 辑 ； 会 适 应性 逻 辑 ； 关 新 制 工 社 关联 性 逻 辑 ［ 图分 类 号 ］ ６ １ 中 １ ２ ） ［ 文献 标 识 码 ］ Ａ ［ 章 编 号 ］６２—１７ （０Ｏ ｏ —０４ —０ 文 １７ ０ １２ ｌ）５ ００ ７
制度 的特 殊关 注 以及 取得 的 巨大 了成就无 疑激起 政 治学界 的极大兴 趣 。新制 度经济学 有关制 度 的系统
阐述 以及新 制度 分析方 法 的应用 对政 治学 的发展具
其 基本特 征是 ： ． １ 像经 济学 一样 ， 采用一套典 型 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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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项 目］ 汉 大 学 博 士研 究 生科研 自主基 金 项 目“ 基 武 互联 网 背景 下 的 中 国政 治 发 展 研 究 ” 项 目编 号 ：０ ８ １００００３ ） （ ２０ １５ ２２０ １０ 。
斯 ， 到现代 的拉斯 维尔 、 再 亨Biblioteka 顿 、 维斯 、 斯 等大 戴 诺
野之 中。但是 ， 由于 不 同 的学 者 关 注的 具体 问题 各
不相 同 ， 因此 ， 在新 制度 政治 学 内部 也造成 了极 大 的 “ 化” 分 。在 新 制度 政 治 学 的 大家 族 中 ， 流派五 花 八 门， 主要 可分为 理性选 择 制度 主义 、 社会 学制度 主义 和历 史制度 主义 三大 流派 。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对政府决策的思考
辽 宁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Ｊｕ ｎ ｌｏ ｉｏ ｉｇ Ａｄ ｎｓｒｔ ｎＣｏｌｇ ｏ ｒ ａ ｆＬａ ｎｎ ｍｉｉｔａｉ ｌｅ ｅ ｏ
ＮＯ ５， ０ ０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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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 概 念 的 界 定 众所 周 知 ， 有 社 会 秩 序 ， 个 社 会 就 不 可 能 运 转 。 ｕ 没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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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 ， 根据 习惯 ， 我们或 多或少 的有所 了解 ， 只是这 个了 解没有上升到理论 层面。在政治学界 ， 至少从 托马斯 － 布 霍 斯起 ， 社会秩序就是理论家的关注 焦点 。 而我们 这里要 阐 … 述的制度 ， 即意味着一 种社 会秩序 或模式 ， 种社 会秩序 或 这
模式 在 一定 程 度 上 已经 具 备 存 在 的 状 态 或 特 征 。那 么这 个 社会秩序 是怎 么形成 的呢？有两种 可能的方式 ： 第一 即是依 靠人 类 的长 期 经 验 而 形 成 ， 可 以称 之 为 是 规 则 ， 个 有 用 也 这
的规则被足够多的人接纳并采用后 ， 会变成一 个传统并 保 就 持下来 ， 并最终 通行 于整个 共同体 。因此 ， 在我们 日常生 活 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 多数 是在社 会 中通过一 种渐进 式反 馈 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 ； 第二可 以被理解为设 计产生 ， 它们被制订 在法 规和条 例之 中 ， 并要有 一个诸 如政 我们知道 ， 政治 学 的进 化上 ， 在 制度 研究 一 直在 持 续。 府那样的 、 高踞在社 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 。 “ 制度研究 的角 度出发 ， 从 可以把整个政治学 的发展概括 为 ： 行 ”｜最初的旧制度主义 以 上 的 两 种 可 能 的 方式 ， 可 以被 理 解 为 是 制 度起 源 的 旧制度 主义 、 为主义 和新 制度 主义。 ｊ 也 两种方式 。制 度在这 里被 定义 为 由人制定 的规 则 。 在某 被新制度主义称 之为是 传统政 治学 的研究 方法 。这一 方法 ¨ 种程度上 ， 制度就是一些依靠各种禁止不 可预见行 为和机 会 是 指 ２ ０世纪 中 叶 行 为 主 义 兴 起 之 前 流行 了 两 千 多 年 、 自 并 主义的规 则。当制 度作 为一种规 则时 ， 这种 规则就有 了正式 柏拉图 、 里 士多 德始 一直 延续 到二 战 时期 。不 可否 认 的 亚 和分正式之分 。而在学 者诺斯 看来 ， 制度提 供 了人 类相 互 是 ， “ 旧制度学 派的研究 仍然 是潜藏 着理论 的。主要有 ： 法 律 结构 主义 、 整体 主义 、 历史 主义 、 规范 主义。 但 旧的 ¨ 影 响的框架 ， 它们建立 了构成 一个社 会 ， 或更 确切地 说一 种 主义 、 经济秩序 的合作与竞 争关系 。 这 种制度定 义强 调的是 一 制度主义是从 宏观 的 、 ” 正式 的 制度 和结 构 来看 待政 策 的变 种关系 ， 是一 种约束 。 化， 忽略 了一些东西 ， 正如学者 伊斯顿 和达 尔等 指 出的， 存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 经济 、 政治 、 文化 等一系列复杂性 因 在着无 法容 忍的不足” 。而 到行 为主义 时期 ， 则转 向了个 体 子的增多 ， 学科 问也较 以前 密切 了许多 。于此同 时 ， 度 的 的行为研究 。罗伯特 ・ 制 达尔 曾指 出 ， 行为 主义运动表现 出某 内涵 也 开 始 扩 展 。 首 先 ， 念 变 成 了 制 度 的 一 种 表 现 形 式 。 观 种 “ 态 ” 征 。 行 为 主义 开 始 关 注 那 些 非 正 式 政 治 行 为 ， 状 特 观念是“ 政治合作的资源 、 策行 为合 法化 的手段 、 政 政策选择 例如对 精英 的个人 作 用 、 信仰 等 问题 的关 注。也 正 因为这 结构的认 知框 架、 政策工具和制 度变迁 的催化剂” ；Ｉ 次 ， 其 个， 在一些学者看来 ， 行为 主义过 于重视 了行 为对政 策的影 认 政 而 制度还表现为 一种 资本 形式 ； 再次 ， 随着全球 治理 思想 的普 响 ， 为 个 人 的 行 为 在前 ， 策 的 变 化 在 后 ， 忽 视 了制 度 在 及化 ， 制度还表现为一种新 的形式 ： 规制。关于规制 ， 学者余 政策变化 中的作用 。 晖提 出“ 规制是指政府 的许 多行政 机构 ， 以治 理市 场失 灵为 在 随 后 的制 度 研 究 中 ， 切 地 说 ， １８ 确 在 ９ ４年 ， 国 斯 坦 美 己任 ， 以法 律 为 根 据 ， 大 量 颁 布 法 律 、 章 、 令 及 裁 决 为 福 大 学 的詹 姆 斯 ・ 奇 和 伯 根 大 学 的约 翰 ・ 尔 森 、 美 国 以 规 命 马 奥 在
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制度变迁模式研究
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制度变迁模式研究作者：郭金鹏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5期摘要：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三大流派，即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这三大流派各有其自身的特点。
同时，通过对其制度变迁模式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加深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变迁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一）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孕育于社会学界的制度研究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派别之一，其重视“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张人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可供人选择的行为都深受规则和制度的影响，个人的行为是对特定制度和规则的遵从。
认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实际上是受到背景限制的理性，坚持修订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观点。
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进行关于制度理论的规范研究时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这得益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丰富学术资源和它本身对于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的重视。
同时，它所具有的缺陷与弊端也使它得到诸多批评，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界定“过于宽泛并模棱两可”，不仅正式的制度，结构，规范等也被划入制度的范畴，同时其对制度和组织的区分不够明确，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其次，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在许多情境下略显无力，“它们在制度创设或改革的过程中，忽略了承载着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之间权力冲突的重要性”[1]。
其三，一些社会学者提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文化和认知的强调虽然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社会生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社会学长期以来重视社会结构的研究传统。
[2]（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致力于对国会问题的研究，它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拓展和进步，为政治学研究引入了经济学的方法。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理性人假设”法，其认为利益的最大化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多种动机中最稳定的因素，它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个体层面研究政治行为。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的社会适应性分析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的社会适应性分析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制度的变迁与经济的转型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话题。
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本文将从社会适应性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并探讨如何提高社会的适应能力。
首先，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对社会的适应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制度可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因此需要进行制度变革。
制度变迁可以激发社会的创新能力，推动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种转型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次，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适应压力。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
例如，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失业问题，这会给一些传统行业的从业者带来困扰。
此时，社会需要加强对这些受影响群体的关注和帮助，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机会，以减少适应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
此外，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还会对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产生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传统的制度可能无法满足人们对自由、平等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变迁。
这种变革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转型，更是一种文化的升级。
社会需要在适应新思潮的同时，也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以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和共享。
为了提高社会的适应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实践。
首先，加强社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建设，提高人们的素质和能力，为经济转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
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协调，积极倾听民意，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制度变迁和调整。
总而言之，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是社会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它既为社会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
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探析
作者： 罗亮
作者机构：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出版物刊名：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页码： 40-46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5期
主题词： 新制度政治学;制度创新;工具性逻辑;社会适应性逻辑;关联性逻辑
摘要：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制度的发展和创新。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看法,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
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新制度主义对改善政策研究的意义
新制度主义对改善政策研究的意义陈悠【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些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性继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对改善公共政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拓宽了学界对政策变迁过程研究的视阁,使对政策结果形成的解释更具说服力,并且对政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建构作用.【期刊名称】《理论观察》【年(卷),期】2010(000)003【总页数】2页(P13-14)【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公共政策;政策研究【作者】陈悠【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91.349《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制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开创了政治学领域内对制度研究的先河。
直到20世纪前期，对制度进行研究一直是整个政治学科的核心内容，政治学家们试图通过找寻到一种完善的政治形式，实现各种政治原则。
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曾是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可以称之为“旧制度主义”，其中的制度多指实体性的组织与结构。
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之后，政权形式得到不断完善，政治制度也日趋稳定。
与此同时，以静态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受到了行为主义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挑战。
二战后，政治研究开始强调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行为主义理论因为过于注重政治形式，对政治实质的揭示显得不足；因为强调方法论，而轻视了对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因为倚重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抛弃了历史方法。
这些使行为能解释“所有政府现象”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行为必定发生在制度环境中，所以行为主义理论也必须考虑制度因素。
1984年，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发表文章《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使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被“重新发现”，进而诞生了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制度研究开始重回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
再论体制转换时期的制度变迁
再论体制转换时期的制度变迁
李松龄
【期刊名称】《湖南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2(009)003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土地产权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生产制度、流通制度、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也进行了体制创新与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经济福利.
【总页数】6页(P1-5,64)
【作者】李松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7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91.349
【相关文献】
1.再论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 [J], 田永峰
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浙江经济体制转换 [J], 卓勇良
3.体制转换时期的制度变迁 [J], 李松龄
4.科学把握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心态——《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简介[J], 丛林
5.科学把握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心态——《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简介[J],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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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渐进的体制转型及其矛盾
论中国渐进的体制转型及其矛盾
刘诗白
【期刊名称】《经济学家》
【年(卷),期】1998()2
【摘要】渐进性是中国改革和体制转型的鲜明特征，改革的逐步深入———困难的增大———重点的突破———改革的重新启动和全面推进，是其辩证的进程。
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累进性增长等问题，应将改革总体上的逐步推进及局部环节的快速变革；面上演进和重点突破；以及稳中求进和加大改革力度等相结合。
【总页数】9页(P4-12)
【关键词】渐进性改革;国有企业;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刘诗白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F279.241
【相关文献】
1.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 [J], 刘克美
2.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兼论中苏(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 [J], 关海庭
3.中国渐进式体制转型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J], 刘永高
4.关于中国选择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的原因及其优缺点的一点看法 [J], 花欣影
5.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问题比较研究--兼论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J], 关海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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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
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
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
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
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
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
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著,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
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
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
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
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
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
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
“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
“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
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
“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
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
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
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
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
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
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
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
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
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
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
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
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
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