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

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

1979～1998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转轨。从政治上看，中国开始告别传统的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逐渐步入现代型民主政治体制；从社会上看，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法治化、文明化的社会；从经济上看，中国开始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开放化、市现化的经济转轨。在这三个层次中，经济转轨是先导，是基础；政治转轨与社会转轨是经济转轨的后果与延伸。

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道路与特征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经过20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增强。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与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整体上判断，市场因素的成长与作用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短缺现象已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初见端倪。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2)市场性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占支配地位。就生产资料的配置来看，1997年，我国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有11种，到1998年，下降为5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伴随着对旧体制的改革而展开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道路实际上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是一致的。谈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道路，实际上是谈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有困难，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证以及比较的角度概括出这一道路的诸多特色。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充分暴露，经济生活的矛盾已经恶化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改革与转轨是外在力量逼迫的产物。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也有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这类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文革”结束后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理性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路径。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由于，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较之原苏联“版本”来说更具有灵活性，例如地方经济权限相对较大、集体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体制外成长”的方式来培育新的经济体制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尝试，例如，1956年，曾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发生学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形态学特征。

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每一个步骤都受上一个步骤的影响与约束，同时也影响和约束下一个步骤，甚至决定下一个步骤的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呈现出这种特色。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即是如此。“文革”结束后有关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恢复形成了联产承包

责任制复出的土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削弱了原有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客观上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政社分开的改革要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构，因此，改革推展到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来。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又决定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路径。国有企业改革与转轨的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色。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特色决定了改革只能从放权让利入手。这不仅因为历史上（1956年）曾有过这种设想，而且因为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企业缺乏自主权利。放权让利是改革之初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且最易于实施的改革步骤。放权让利的实施以及原有计划体制的松动逐渐增强了企业的市场主体性质，这又决定了接下来的改革步骤，即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市场主体性的成长进一步要求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框架与之相适应。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是遵循放权让利→构建市场主体性→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路径展开的。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过程的铺展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色彩，在此不再详述。

从目的论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具有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这就是，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是在70年代末改革之初就已确立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程度，则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即由补充性作用的认识深化到基础性作用的认识。而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几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探索性的过程。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采取理性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理性的分析、预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的改革与转轨计划，激进快速地实施改革与转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乏理性主义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注重改革推进方案的理论逻辑，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转轨理论，在一些具体改革上也注重“一揽子”方案的设计，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进，但是，从改革的推进过程上看，中国避免了“大推进”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中国经济转轨的另一重要层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如果说经济体制转轨是生产关系层面的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则是生产力层面的转轨。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轨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两个重要的侧翼。

首先，在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大起大落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格局，出现了相对平衡的小幅波动格局。建国后前30年经济增长的波动呈现出频率高、波幅大、造成的损失大等特征。近20年来，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期间，经济增长呈现出小幅波动特征。真正既有统计意义、又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波动只有两次，即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间的两个起落。可见，这20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总体上说不仅频率较低，且波差较小，没有出现负增长。经济波动多是良性的，没有损害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次，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格局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主要依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变迁、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加大，内涵式、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初具雏形。建国后一段时间，特别是在1957～1978年期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为49%和31%，技术进步的贡献只占20%。外延性要素投入的贡献占80%，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型特征（注：赵凌云：《1957～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期。）。近20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技术因素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体制变迁与技术进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计算，1979～1988年1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为23%，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则达53%（注：赵凌云：《1957～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期。）。1989～1997年，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驱动力的下降，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份额略有上升，分别上升到26%和27%，与此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