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摘要：新加坡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但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工资增长率不断上升，新加坡经济再次进行调整，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实现了经济的”华丽转身”。

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新加坡的工业化道路，对于目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时新加坡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其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交通要道和东西国际航线的枢纽。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在李光耀总理强有力的统治下，克服国土小、人口少、资源缺乏、国内市场有限的不利条件，开始推行一系列针对本国现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由殖民地经济向新兴工业化转变的历史，新加坡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到石油危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经济结构，形成了特色的新加坡经济增长奇迹。

一、新加坡工业化进程（一）经济发展初期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中的进口替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限制从国外进口工业品，同时促进国内有关工业品的生产，利用在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逐渐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

又称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是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

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经济处于自然发展状态，主要是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进行转口贸易，1960年的新加坡经济中，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为78%，同时也出口锡、橡胶、石油等初级产品。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加坡人口快速增长，政府意识到传统的农业和转口贸易越来越难于无法维持充分就业，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于制造业的扩张，为此当局针对劳动力过剩、技术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进口替代战略。

但是，面临的实际困难在于新加坡国内市场容量比较小，于是与马来西亚组成了共同市场，同时成立经济发展局，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经济发展局也制定短期和长期的工业发展规划。

（二）经济腾飞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面对国内市场狭小和大量失业的存在，1965年新加坡政府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出口导向战略是指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以非传统的出口产品来代替传统初级产品的出口，扩大对外贸易，使出口产品多样化，以推动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新加坡政府重点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并大力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带动金融、交通运输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在工业化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新加坡国内实行强制储蓄的政策，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

在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国内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

1968年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时期，新加坡政府采取的其他政策有：（1）1968年底实施“经济扩张（豁免所得税）法案”，鼓励面向出口的企业，为出口企业提供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2)缩小进口商品的征税范围和进口额度范围。

（3）1968年建立国家船队。

（4）1969建立4个自由贸易区以增加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5）1975年投资15亿新元建成亚洲最先进的樟宜国际机场。

（6）金融市场方面，1968年10月批准开设亚洲美元市场。

（7）1969年4月批准设立黄金交易市场。

（8）1973年批准离岸银行和证券银行经营亚元业务。

（8）旅游业方面，大力新建世界一流的旅游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政府强力推动工业化的结果是1966-1973年新加坡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1966-1973年GDP增长率平均达11%，这个时期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产出中制造业的比重快速增加，占总产出的1/3。

农业和采矿业的比重下降到不足2%。

同时，新加坡政府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将新加坡建成远东自由贸易港和金融中心。

（三）工业化后期的经济转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随着新加坡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国内经济遇到了双重难题，国内劳动力供给日益短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按照刘易斯的发展理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农村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此时经济系统中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曲线不再是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劳动供给由剩余状态变为短缺，于此对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再水平，开始向上倾斜，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

发展经济学中把连接经济发展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新加坡1973年工资增长率为9.7%,1974年为17.7%，1975年为13.8%，出现了一个峰值。

接下来石油危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受到打击。

随着中国和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亚太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使得新加坡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逐渐丧失竞争力。

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的困境，新加坡政府决定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各个部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化和信息化。

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措施：（1）连续3年的高工资为核心，1980-1982年用提高劳动工资率的办法迫使产业结构升级。

（2）政府进行产业政策支持，对于技术和知识密集的产业，不仅可以享受新兴企业的优惠待遇，而且可以享受更多的税务优惠。

（3）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转型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新加坡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67年-1979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注册人数年均增长率为3.7%，而到了80年代增长率翻了一倍还多，同时政府增大教育投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达5%，高素质的劳动力为经济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新加坡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兴起，主要是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高科技，新加坡紧跟时代的脚步，增加对电子工业的政策支持和投资，经济中电子工业的产值在逐步增加1980年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6.8%,1984年为23.4%。

同时，新加坡出口产品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高科技代表的电脑芯片和集成电路出口额稳步增长。

伴随着经济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由于劳动力短缺形成的工资上涨压力逐渐下降,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新加坡经济有了新的增长引擎，年平均增长率为9%左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加上国内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和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使得企业有资金进行新的投资和技术研发，新加坡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改革，利用庞大的人口基础、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利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目前也存在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的问题，就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出现“刘易斯拐点”，借鉴一下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如案例所分析的，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面临着工资增长率快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的局面，石油危机的存在使得工资增长率由于外部需求降低而下降，然后新加坡政府看到了经济的弊端，主动连续3年提高平均工资，通过政府干预来加快经济的转型，虽然高工资必然给企业的转型带来阵痛，然而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宏观经济决策是正确的，从新加坡的历史经验分析今天的中国，人民币汇率走强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雪上加霜，但是从长远看是有利于改变我们目前这种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模式。

然而，一个更让人深思的问题是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其实已经暴露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过度依赖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那个时候我国没有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低汇率和低劳动力成本，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工厂，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

按照新加坡的发展历史，如果当时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反思，同时提出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如果我们提高工资水平，进行主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比我们现在要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同时1998年到2000年左右，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然而如果当时我们提高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准，一方面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抑制紧缩，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逼迫出口企业转型，调整一定会带来失业和经济阵痛，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然而10年之后的2008年我们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维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政策建议1、经济发展要充分依据本国的国情。

中国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比新加坡要丰富，而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资源特色，所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要因地制宜，发展出地方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每个地方的发展规划基本相同，没有地方特色的经济规划一方面带来重复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降低经济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经济生态中，产业门类不同，那么面对外部冲击，受到影响的程度就会不同，有些部门需求上升，有些部门需求下降，整体的经济风险和波动性就会下降，多样化的经济布局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2、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划，2012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4%，但这依然低于世界4.5%的平均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持，而教育是其基础。

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为经济转型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

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资金投入，因为这些是高新技术的孵化器，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教育，只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培养优秀的产业工人，而目前的中国非常的缺乏。

3、为中小企业的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世界经济低迷，外部不确定性不断加大，同时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问题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的冲击。

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显了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

危机一方面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另一面也带来了经济转型的机遇。

在经济转型的艰难时期，这包括对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实行奖励或者税收优惠，对于研究周期比较长的重大项目给予补贴。

同时，中国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应该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经济转型需要国家从产业政策方面给予指导和扶持，避免经济转型中的盲目性和恶性竞争。

参考文献：[1]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2]孙安平.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借鉴意义[J].经济体制改革，1998，（02）.[3]张卓元.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J].天津社会科学，2006，（04）.[4]张卓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改革是关键[J].宏观经济管理，2006，（10）.[5]马凯.以“三个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J].当代经济,2007，（1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