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翻译思想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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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0, 8(2), 112-11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0 in Hans. /journal/ml
https:///10.12677/ml.2020.82016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gustine’s
Translation Thoughts
Mi Chen, Shengbing G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Feb. 18th, 2020; accepted: Mar. 27th, 2020; published: Apr. 3rd, 2020
Abstract
According to discussions on the early western translation thoughts, Augustine, the great theologist of ancient Rome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upporters for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 However, such rigid assumption does not tak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cademic foundation of Augustine’s translation thoughts into consideration. Inspired by genetic 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context of Augustine’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attempts to shed some light on Augustine’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Keywords
Augustine, Translation Thoughts, Historical Context, Academic Foundation
奥古斯丁翻译思想溯源
陈宓,高圣兵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收稿日期:2020年2月18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27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3日
摘要
在西方早期译论探讨中,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被认为是“字对字”翻译的推崇者。但是,这种固化的概念也意味着对奥古斯丁思想初衷的忽略和对其思想背后的历史语境、学术基础的失察。受翻译发生学的启发,本文将探究奥古斯丁“字对字”翻译思想背后的宗教信仰渊源和学术基础渊源,并探究奥古斯丁对后世语言学科的影响。
陈宓,高圣兵
关键词
奥古斯丁,翻译思想,历史语境,学术基础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licenses/by/4.0/
1. 引言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公元354年到公元430年,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神父,也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最广为人知的翻译思想是,他从符号学角度认为翻译对等要用词义对等来衡量[1],也有译者将他归为“字对字”翻译的推崇者,将他置于意译的对立面。但翻译策略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往往着眼于不同策略对于原文的再现程度和效果,而忽视了翻译思想的产生语境。然而,翻译“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更具有认识论意义”。“译学研究需要跳出语言圈子,回到原点,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研究现实生活中与翻译密切相关的一个个具体对象”[2]。因此,要真正理解奥古斯丁的翻译思想,就要跳出语言转换的框架,追溯奥古斯丁思想产生的渊源。
奥古斯丁既生活于古典文化环境之中,深受柏拉图主义及西塞罗哲学陶冶,同时又具有中世纪思想性格,是将基督教思想体系化的神学家。正因为处在承前启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奥古斯丁的地位具有历史重要性,对后世众多学科影响深远[3]。
2. 历史语境考源
奥古斯丁生活在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初期,是西方历史上的过渡转折阶段。二至五世纪是古代哲学与基督教教父哲学交替的时期,希腊哲学社会倡导的理性与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共同成为了中世纪主导的社会观念[4]。
希腊哲学视人为理性动物,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理性是人类一切知识智慧乃至真理的源泉。然而,自中世纪的观点而言,人的理性是残缺的理性、蒙罪的理性,根本不是希腊哲学伸张的那种全能理性。基督教认为人的理性残缺不全,只有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才能认识真理[3]。因此,中世纪的信仰以神学为支撑。
而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除了古罗马时期强调的修辞能力之外,译者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也成为了理解、翻译原作的前提。翻译除了古罗马盛行的修辞学考量外,又加入了神学的考量,也就是说,译者不仅需要具备双语能力、翻译技巧,更需要对上帝抱有绝对信仰,而后者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前者。
奥古斯丁说“我信仰,故我理解”。信仰是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而理解又加强了信仰。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了他对翻译的认识上面。从《基督教教义》中,可以窥见,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化行为,翻译还关乎对上帝的超然智慧的追寻和人类的理解等问题。他在《基督教教义》这本神学著作中写道:“因而,就拿《圣经》来说,它作为人的意志这种可怕疾病的治疗药方,最初是用同一种语言写的,使它能在适当的时候传播到整个世界,但后来被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传播到四面八方,万民都知道的救人药方。人研读它,就是要找出那些作者的思想意志,并通过它们找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