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与辛亥革命

新军与辛亥革命
20世纪正在我们的视野中缓慢消去，对于中华名族来说，这是一个从屈辱走向自豪的世纪，眼泪和欢笑都在我们心间，这是一个从贫瘠走向富裕走向富裕的世纪.。

清末新军建设不仅编练了一支新型的近代化军队,而且带来了中国军事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堪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肇端.但从清王朝练军自求的微观角度看,新军却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了。

满清军制向以八旗，绿营为国家正规军。

八旗为旗人组成，以京营八旗拱卫北京，以驻防八旗分守全国重地。

绿营则为汉人之国家常备军，以镇，协，标分守各地。

后八旗，绿营逐渐腐朽不堪用。

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八旗，绿营，募勇皆一败再败，不得已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编练团练”，即后来之湘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湘军分支－楚军）。

但湘淮军在军事编制，习气，战术上于旧式军队并无二致，土洋火器混编。

因此，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便迅速腐败，甲午战争，清廷征调之湘淮军一败涂地。

清廷遂知湘淮军不足恃。

19世纪末，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军队伍，清政府首先提高了军人的待遇，希望改变军人的政治形象，招徕更多人才入伍。

当时绿营军士兵月饷是一两五钱，湘淮军士兵是三两，而新军士兵的月饷高达四两五钱，除此之外，新军士兵家人可免赋税三十亩土地，还能享有多项特权。

这一切都在推动士兵社会身份的变化。

此外，清政府方面也很注重文化素质，识字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提拔。

客观上，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参军便成为年轻人不错的选择出路，更多的读书人加入军队。

为此，新军士兵树立了有知识、有文化、有志气的年轻人形象，集中了当时的一批中国精英。

随派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分别为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马兵250人、和工兵500人，一共4700百多人。

次年(1895年)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便由袁世凯接手，并将“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一切依照德国与日本的制度，由德国人为主的洋人教习，更把规模扩至七千人。

之后，被编为武卫军“前后左右中”五路中的武卫右军，跟随袁世凯到山东去镇压义和团运动。

在那里袁世凯将三十四营旧军改编，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令武卫右军扩大至两万余人。

与此同时掌管两江防务的张之洞也编练了一支名叫“自强军”的新军，这支军队也依照西式军队编练。

步兵、炮兵、马兵、工兵工二千余人。

后来“自强军”由刘坤一接班到袁世凯所收被编入籍五卫右军，”。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的名义，于1903年在中央设练兵处，以奕诓为总理，袁世凯会办。

1905年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

各省设督练公所，由督、府、将军、督统兼任督办。

将新军的编练推行于全国。

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

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设官兵12512人。

设统制率领。

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

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根据情况，或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

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各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量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士兵采用募兵制，在体格、有无嗜好和文化程度上有较严格的规定。

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段祺瑞、蔡锷、冯玉祥都曾在新军中任职，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编成十三镇。

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亦称国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多沿袭绿营、寻防营等名号），借以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

但在革命党人积极活动下，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者日多，成为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的主要力量。

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和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优秀青年纷纷加入组织，日渐壮大的革命力量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工程八营是隶属清军湖北新军第八镇的一个工兵营，是湖北新军成立最早的部队至武昌首义前夕营中革命党人已占三成，全营工分前后左右四个队，儿后对下辖三个排九个班，这个队就是当年率先打响武昌首义的部队。

1 9 1 1 年l O月1 0日，由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打响的起义第一枪，揭开了新军发难辛亥的序幕。

继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

其中，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和云南的起义，均由新军领导；而在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和
江苏等省的革命中，也得到了新军的有力支持。

事实上，即使革命各省的谘议局和学绅商界不率先行动，代表国民利益的新军也会主动发难。

在狂飙激进的军事时代，新“革命潮流所激荡，咸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

虽因时代关系对社会民众福利之观念未能深厚正确，而倾向共和之精神，则确为当时新军中级官以下所一贯同具。

”一旦革爆发，他们有可能“全都投向革命”。

新军的同情和支持，保证了革命各省的权力更替。

这种由于体制内兵变所引发的内铄式革命，具有难以遏制的破坏性和杀伤力，清皇室把命运同近代化新军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无异于将绞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新军转化为革命力量使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是整个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肯定新军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新军本身就是一支革命力量。

如果没有革命党人联络工作，由清王朝建立的这支新军队伍不可能成为自发的革命武装。

比如北洋新军作为新军中的最大组成部分，不但没有成为革命力量，反而成为袁世凯镇压革命、摘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正是由于袁世凯的高度控制，革命党人一直难以在北洋新军中展开工作，终没能成功掌握北洋新军。

这也再次证实了新军是一股依赖于领导者的无意识力量。

清王朝统治被推翻后的北洋时期，由于革命党人没能保持对新军的领导，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节节败退，各地新军也日益演变为军阀割据的武力基础。

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在新军的历史中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