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和盈利质量外文文献及翻译

盈余管理和盈利质量外文文献及翻译
摘要
从犯罪现场调查员的视角来看盈余管理的检测，启蒙了早期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和它的近亲：盈利质量。

Ball和Shivakumar的著作（2008在会计和经济学杂志上出版的《首次公开发行时的盈利质量》）和Teoh et al .的著作(1998在金融杂志53期上刊登的《盈利管理和首次公开发行后的市场表现》)被用来阐释将犯罪现场调查的七个部分应用于盈利管理的研究。

关键词:市场效率盈余管理盈利质量会计欺诈
1、引言
在诸多会计和金融的研究课题中,可能没有比盈余管理更具有刺激性的议题。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主题明确涉及了潜在的不法行为、恶作剧、冲突、间谍活动以及一种神秘感。

正如Healy和Wahlen在1999年(Schipper在1989也下过类似的定义)定义道:“盈余管理的发生是在管理者针对财务报表和交易建立，运用判断力来改变财务报告之时。

盈余管理要么会在公司潜在的经营表现上误导一些利益相关者，要么影响合同结果，这取决于会计报告数字。

”简而言之，有人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审计人员、监管机构、投资者和研究者们试图找到这些违法者并解开这个谜团,而这个谜团可能会演变成涉及欺诈(或犯罪,在此使用解决犯罪谜团的隐喻)的事件。

如果我们将盈余管理看成是一个潜在的欺诈性(犯罪性)活动,那么我们可以在利用比解决神秘谋杀案的福尔摩斯,或犯罪现场调查(CSI)更现代的条件下，考虑对盈余管理的探查。

这样的调查涉及到以下七个要素：一场犯罪是否已经实施，嫌疑人的责任，使用的凶器,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犯罪的动机，开展行动的机会和替代性解释。

替代性解释是指除了欺诈或犯罪活动，整个事件的起因。

这个起因能够证实在目击证据的基础上得出欺诈或犯罪的结论将是错误的。

我在讨论破解盈余管理的谜团的各种要素时，所举的例子主要来自Ball和Shivakumar(2008)和Teoh et al.(1998)。

(这些要素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以下的讨论中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重复)。

盈余管理与盈利质量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受到高度管理的收益盈利质量较低。

然而,缺少盈余管理并不足以保证高质量的收益(更普遍的说法是高质量的会计数字),因为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收益的质量。

例如,会计师挑剔地遵循一套低的会计标准也会产生低质量的财务报告。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给定的其他因素看成常数,我们可以将盈余管理和盈利质量联系的更加紧密。

虽然存在收益质量的其他解释,但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的观点与Ball和Shivakumar保持一致。

高质量的盈利是保守的，然而低质量
的盈利呈现出不断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

2、盈余管理产生了吗
犯罪现场调查员的一个关键任务是确定犯罪是否已经发生,或者是否是一些自然原因产生的结果。

死亡是因为杀人、自杀或意外事故吗？做出这样的决定往往很困难，在会计研究中也丝毫不会更简单。

正如Healy和Wahlen(1999,第370页)解释道：“尽管流行的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存在的,研究人员却很难提供令人信服的文字资料。

这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为了确定收益是否已经受到了管理控制，研究人员首先要估计受到管理前的收益。

”换句话说,研究人员需要区分收益中受到自然原因影响的部分和受到盈余管理活动影响的部分。

在早先对盈利管理和收益质量的研究中，研究设计普遍被总结为三个类：（1）时间序列，(2)横断面研究，(3)越野。

促使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获得世人瞩目的是Teoh et al.(1998)，他将包含在招股说明书中的上市前财务报表作为与IPO当年数值比较的一个基准。

在众多研究中使用横断面方法的是Ball和Shivakumar(2005)，他们比较了英国的私营企业的财务报表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越野的方法是横断面的方法的一个变体，这种方法探究了机构的国际性差异。

在所有的研究中,基准并不完美的，而且最终得出的有关盈利管理的衡量或盈利质量的结论十分杂乱，这种杂乱还很频繁(Dechow et al .,1995)。

值得称赞的是，Ball和Shivakumar(2008)找到一个样本，这个样本克服了Healy和Wahlen(1999)所述的事后检测的难度。

通过探查一个在英国进行首次公开发行的样本公司，可以发现任何盈余管理都可以被精确地检测到。

这是因为存在两套财务报表，第一套(我称之为“影子财务报表”)属于在英国公司注册处备案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公司仍然属于私营企业。

第二套是在IPO招股说明书中的财务报表。

我们可以提出合理的假设，即影子财务报表相对于受到IPO诱导的，IPO招股说明书中的财务报表拥有更大的收益管理的自由。

因此,影子财务报表为没有受到管控的盈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准。

同时，我们可以推断出在高精度的比较下，任何盈余管理活动可以利用两套财务报表之间的差异。

Healy和Wahlen专注于检测的技术难度，这仅仅是站在事后的角度讨论。

我认为考虑事前检测技术的难度也很重要。

从根本上说，希望那些管理收益不应该被很容易地探测到。

经理越是老练，他或她便更不太可能进行容易被检测到的盈利管理，甚至为了逃避检测，他们的隐藏计划会更复杂。

推论是，如果什么东西，比如盈余管理，看起来太明显了，那么很有可能不是。

在财务报告中，涉及到的人通常是有经验的、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接受过明确的专业行为准则或隐式的伦理准则的指导的。

我不认为他们可能从事浮夸的、头脑简单的盈余管理，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希望他们的盈余管理不至于因过于明显而被检测到。

然而事后检测的问题是解决了，Ball和Shivakumar的研究背景是发觉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的情况。

期望投资者、他们的律师以及监管机构不去注意财务报告的主要差异是不合理的，同样不合理的是，如果企业管理者采用了可能被允许进行特别检测的盈利管理方法，却无法系统地预测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为了获得好处而参与其中，盈余管理必须做到难以发现。

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我认为Ball和Shivakumar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盈利管理行为完全不足为奇。

事实上,他们发现的唯一的显著差异在于财务报表中与无形资产有关的项目，这些数据表现记录在了IPO账户中。

很明显,这种记录很容易识别，被读者接受的可能性也很高。

当我声称，在英国的IPO中，肯定会实际发生盈余管理被检测到的事时，我也许夸大
了事实。

参照Ball和Shivakumar样本研究，这种说法应该被合理化。

这个研究只包括了那些IPO财务报表与在公司署有备案的公司财报具有可比性的企业。

换句话说,样本中只包含了那些可以在财务报表项目之间作出一个简单和直接的比较的公司。

这就剔除了所有会增加或减少数量细节，或改变各种物品分类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占据了总量的绝大部分：在t—1,t—2、t—3三个年度中，越393家IPO公司中，这类公司的数量分别为140、198和245。

如果采用更加复杂的比较方法，这不是给管理被检测到的可能性更低的账户提供机会吗？也许为了伪装他们的盈利管理行为，他们故意使IPO财务报表相比于影子财务报表变得不具可比性，在我看来，那些没有可比财报的公司存在隐瞒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更值得检验。

通过解决事后发现这个问题，Ball和Shivakumar“扔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从英国IPO研究情况推断到其他情形是不合理的，比如Teoh et al.(1998)研究的美国的IPO销量。

由于没有可供比较的公开上市前的财务报表，在美国，盈余管理更难被发现。

3.谁应当对盈余管理负责
神秘的谋杀事件有时被称为一个“侦探小说”。

在这样的一个故事中，“是谁”的疑问无疑最重要。

然而，“是谁”在会计研究中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犯罪现场调查员自然想试图找出罪魁祸首,学术研究却对最终确定是否一个特定的公司，更不用说任何个人，实施了盈余管理不太关心。

他们对寻找盈余管理的倾向更感兴趣。

当然，关注点的差异和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量较少以及需要通过增加样本大小来提高统计的说服力密切相关。

然而，即使需要大样本，仍然存在可以被检验的有趣的“是谁”问题。

例如,培训和资历对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是什么？如果拥有专业职称，管理者管理盈余的可能性是否会降低，甚至因此遵守职业道德准则？不同的会计制度需要管理者作出不同程度的判断是否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异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吗?
参考文献
[1]Ball, R., Shivakumar, L., Earnings quality in UK private firms: comparative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5(39):83-128.
[2]Ball, R., Shivakumar, L.,Earnings quality a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3]Dechow, P.M., Sloan, R.G., Sweeney, A.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The Accounting Review,1995(70):19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