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风格

摘要:周星驰经过二十多年的电影生涯,已经逐渐演变为香港无厘头喜剧的代名词,他的无厘头喜剧根植于香港东西方夹缝中挣扎而成的“无根情怀”,在香港传统喜剧的基础上,又自成风格,用滑稽夸张的动作和颠狂的语言,形成了一种娱乐的狂欢。

关键词:无根情怀颠狂狂欢

世界上的电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周星驰的电影,一种是没有周星驰的电影。当无数的星迷开始用这样的标准来划分电影类型的时候,电影明星周星驰对于电影的影响可见一斑。

周星驰风格的形成,离不开香港本土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东西方夹缝中挣扎的香港文化促成了香港人特有的无根情怀,而周星驰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就是根植与这样的文化土壤。

无根情怀的土壤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周星驰几乎成了香港喜剧的代名词,他所特有的喜剧风格使得“无厘头”这样的一个名词真正进入了喜剧的世界,同时也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并且成为喜剧中最有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俗语,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言语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莫名其妙,但并非没有道理。转嫁到电影中的无厘头,便成了“恶搞”的代名词。

无厘头表现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是一种无根情怀下用以宣泄的娱乐的狂欢。从1990年《一本漫画走天涯》开始,便出现了周星驰无厘头的风格的雏形,而周星驰无厘头的天分也开始崭露,一直发展到2008年初的集无厘头于大成的《长江七号》无不彰显着周星驰将娱乐的狂欢发挥到极致的特殊的喜剧魅力。

娱乐的狂欢根植于“无根情怀”的土壤。香港是一个“无根”的城市,香港回归之前,虽然属于中国,却一直在英国的统治下,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化是处于东西方统治之下,难以避免的呈现出飘零和迷失的色彩。

香港偏偏是个最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于上一代来说,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就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具有较强的本土意思,却又与中国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1]大陆是香港的母亲,近在咫尺却不能关怀照顾,而英国作为香港的父亲,远在天涯却要时时控制,香港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不管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是在每个香港人的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可改变的飘飘状态,造就了香港独一无二漂泊的文化状态。

在这种“无根”的飘零和迷失中,香港终究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博大的思想,人们物质世界的无限丰盈,快餐式的消费文化,人们无法接受那种深刻的娱乐方式,暂时的理解、宣泄、精神压力下的一种喷薄的释放变为一种普遍的诉求。对于一个无根的社会来说,娱乐的狂欢近乎一种末世的狂欢,用瞬间爆发的冲击来消散心中的无奈和困惑,成了周星驰的电影带给观众最重要的精神缓释。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用了“尽皆过火,尽是颠狂”的话语,用他来形容周星驰在这种无根情怀下所创造的无厘头电影奇迹是再合适不过了。

香港喜剧的娱乐传统

喜剧电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有这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的本土特色。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凤凰和长城就拍摄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喜剧电影,凤凰主要是拍摄的社会人情喜剧,而长城是讽刺喜剧,他们在保持旧上海喜剧电影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形态更趋丰富稳定,而电懋和邵氏兄弟等电影企业则是推出了更具有本土特色的都市风情喜剧,进一步完善了喜剧类型。

凤凰影业公司的电影承袭了旧上海喜剧答应的窜作,保持了浓郁的中原色彩和轻喜剧传统。[2]大多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在其延续时期,主要代表作品有《一板之隔》、《水火之间》、《乔迁之喜》,主要反映的下层市民生活。长城的讽刺喜剧充满了关切和温馨,是一种比较轻松的讽刺喜剧,比如《三恋》、《香喷喷小姐》和《笑笑笑》等。

电懋和邵氏兄弟主要推出的是表现都市人间百态的风情喜剧。电懋严格的是“通俗而不粗俗,部追求严谨高深但是也要求高雅格调”的中层路线;而邵氏兄弟的影片则是主题正确而不说教,题材通俗而不庸俗:既有英国式喜剧的高度幽默,又有美国式喜剧的尖锐讽刺。这两个电影公司所拍摄的电影不像社会人情喜剧那样充满着对香港社会的写实,也不像讽刺喜剧那样富有社会批判意识,而是以通俗性来营造更强的娱乐性,最大限度地迎合观众的口味。它洋溢着中产阶级的乐观正义,展示的是没有问题的香港,既是有也多是庸人自扰式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香港程度上背离了传统香港电影所宣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体现了一定的本土意识。邵氏的主要作品有“丈夫三部曲”:《丈夫的情人》、《丈夫的秘密》、《风流丈夫》;电懋则是表现都市青年男女爱情的一系列青春爱情喜剧如《青春女儿》、《香车美人》、《长腿姐姐》、《快乐天使》。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许冠文编导的《鬼马双星》和《半斤八两》等影片进一步掀起了“小市民喜剧”的热潮,小市民喜剧主要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对香港社会和香港市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自嘲,目的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1978年,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和《醉拳》则掀起了功夫喜剧的高潮,促使更多的公司拍摄反应城市小市民生活或迎合都市平民审美趣味的喜剧片。

八十年代初,新艺城公司开始模仿“007电影”,推出了都市动作喜剧《最佳拍档》系列,解构了007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而让警察处处表现出俗世凡人的特征,以此来拉近主人公与香港市民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

而王晶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执导的《追女仔》系列和《鹿鼎记》系列等喜剧片将世俗化取向发展到一味媚俗的地步。在王晶的喜剧中,原本存在于许冠文喜剧中的自我审视和社会批判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满不在乎的自嘲,用一种游戏和反政府、反权威、反秩序的态度让香港普通市民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得到宣泄,使他们心灵深处的反抗和破坏的冲动得到释放,令他们的自尊心在这样的喜剧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暂时的和虚幻的满足。

到了八十年代末,周星持的无厘头喜剧救将这种世俗化的取向发展到了极致,用独特的言语表达和动作情节给电影观众带来了无厘头的娱乐狂欢。无厘头喜剧是香港喜剧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无厘头的娱乐狂欢在这种情况下,无厘头宿命般地出现了。周星驰所出演的角色,大多是早已在人们心中有着固定形象或者是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往往很随意地在古装戏中加入很多现代的元素,例如流行用语或者是时髦动作,使得熟悉中带着陌生,嬉皮中带着犀利。不管是《审死官》中的宋世杰,《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食神》中的食神,《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唐伯虎,还是《九品芝麻官》中的包青天,无一例外的语言颠狂,动作滑稽,自由率性并且张扬大胆,但是正义、善良而真诚。而情节上也同样是无一例外对经典或者对约定俗成的故事情节进行颠覆,不管是对于动作片的颠覆作品《龙的传人》,还是对于武侠的颠覆作品《鹿鼎记》,同时还有对于《西游记》的颠覆作品《大话西游》都呈现出一种对于传统和对于社会框架的叛逆和疏离。这样,周星驰的电影作品就跳出了时代的局限,使得无厘头更加如鱼得水,发挥的淋漓尽致。

语言的狂欢来的最直接,对于观众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同时也是周星驰无厘头的最大的特点。改编自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经典台词“如果记忆也是一罐罐头的话,我希望它永远都不会过期;如果非要给它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大话西游》中的时候,变成了“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而我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当至尊宝混杂着眼泪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语言的颠狂状态使得这样一句原本意思简单明了的话成为了经典。而唐僧的那几句罗嗦的唠叨也成了无数人崇拜的对象“你想要啊,悟空?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部说我怎么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