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理论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柠檬"市场是次品市场的意思.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信息时.柠檬市场会出现,低质量产品会不断驱逐高质量产品。

著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罗夫以一篇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摘取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与其他两位经济学家一起奠定了"非对称信息学"的基础。该论文曾经因为被认为“肤浅”，先后遭到三家权威的经济学刊物拒绝。几经周折，该论文才得以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结果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也称次品市场，是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会止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柠檬市场效应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

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

二手车市场的案例

阿克罗夫在其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者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

为了清楚的说明这个现象，我们假设市场中好车与坏车并存，每100辆二手车中有50辆质量较好的、50辆质量较差，质量较好的车在市场中的价值是30万元，质量较差的价值10万元（尽管经过维修，换新后）。二手车市场的特性是卖方（经销商或原车主）知道自己的车是好车或坏车，但买方在买卖交易时无法分辨。在买房无法确知车子的好坏时，聪明的卖方知道，无论自己手中的车是好车还是坏车，宣称自己的车是为“好车”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反正买方无法分辨）。尽管市场中有一半好车、一般坏车。但如果你去问车况，卖方必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的车是好车。但消费者真的会以好车的价格向卖方买车吗？不会！买方知道，他买的车有一半几率是好车、有一半几率是坏车，因此最高只愿出价20万元（20=10x1/2+30x1/2）买车。

此时不幸的事情陆续发成，市场拥有的好车的原车主开始惜售，一台30万元的好车却只能卖到20万元，有一些车主宁愿留下自用，亦不愿忍痛割爱，因此好车逐渐退出市场。当部分好车退出市场时，情况变得更糟。举例而言，当市场中的好、坏车比例由1：1降到1：3时，消费者此时只愿花15万元

（10x3/4+30x1/4）买车，车市中成交价降低（由20万降至15万）迫使更多的好车车主退出买卖，到最后，车市中只剩下坏车在交易，买卖双方有一方信息不完全，因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的无效率性（好车全部退出市场）。

信息不对称与柠檬市场

要削减信息不对称，沟通是惟一的手段。在信息社会中，诚实也是一种工具。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对话，以取得信息。而且，

因为不知道别人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只好借着“对方是否诚实”来间接地解读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因此，“诚实”这种人性中的德性，成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工具”。所以，充分有效的沟通是削减信息不对称的最重要方式。一些机构甚至因沟通的需要而产生，如大众传播、公关中介公司等“信息经济产业”，都是在减轻信息不完整所造成的问题。以股票市场为例，由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基础就是信息，投资者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如果不知道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产品的竞争力和公司管理层的变动等信息，投资者就很难确定自己购买的公司股票真正价值，也就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易。因此，《证券法》和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要充分披露信息，禁止内部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从而尽量使信息不对称减少到最低程度，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柠檬市场理论的应用

“劣币驱逐良币”是柠檬市场的一个重要应用，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简单说来，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当货币的接受方对货币的成色或真伪缺乏信息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提供价值更低的交易物，而交易物的需求方（也就是支付货币的一方）相应地也会想办法用更不足值的货币来进行支付，最终导致整个市场充斥劣币。

柠檬市场效应同样可以对就业歧视问题进行解释。有些雇主拒绝在一些重要岗位上雇佣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这并非因为他非理性，或者存在偏见，而恰恰是其遵循了“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后果。因为在缺乏充足、可信的信息的情况下，在这些雇主看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便成为其社会背景和素质能力的一个信号。当然，对一个人的素质、能力，教育体系可以给出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它可以通过诸如授予学位等方法给出更好的信号。正如舒尔茨1964年写道的，“教育开发一个人的潜能，启迪人的智慧，也只有通过接受教育，一个人的能力才可被发现和挖掘，才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当然，一个没有接受到任何训练的工人他完全可能有很好的潜质，但在一个公司接纳其以前，这种才能一定要经过教育体系的“鉴证”。这个“鉴证”的体系一定要有权威，具有可信度。而我们知道，由于在美国，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很少，大多是在贫民窟学校完成学业。来自贫民窟学校的鉴证的可信度比起一些正规的名牌学校来说，要低得多。这使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的就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在雇主不信任一些学校的“鉴证”时，对他而言，在重要的岗位上雇用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这类似于购车者花费较多的金钱在信息不完全的“二手车”市场上买车。正如购车者会去买一辆新车一样，雇主会在那些他认为“可能能力较高者较多”的市场中挑选人才。也正是如此，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它可以提高一个群体的素质，提高其“鉴证”的可信性最终改善一个群体中成员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