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一个隐忍的革命者

蔡锷，一个隐忍的革命者

蔡锷的才略，与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乱，皆可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乱世，必须与世浮沉，于是韬光养晦，深谋远虑。

据侯毅《洪宪旧闻》，1915年11月，蔡锷设计逃出北京之后，袁世凯召财政部长周学熙训话，感慨道：“以彼（蔡锷）临行之谋虑深远断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今已远颺，必为吾患无疑。吾生平识人未尝有误，乃卒为此子所蔽。”袁世凯自身便以工于心计、老于谋算见长，幕僚王锡彤曾赞他“缜密、详审实大过人”，他说这番话，不啻是对蔡锷的谋略最高级别的认证。

谈蔡锷的谋略，须得从其沉毅的性情说起。沉毅是褒义词，贬斥蔡锷的人，则称“其人阴鸷，善能掩饰”。抛开褒贬，蔡锷为人，言语少，城府深，潜心默运，不露锋芒，乃是共识。对此，可以长期追随蔡锷、与其同生共死的周钟岳（周氏曾两任蔡锷秘书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他是都督府秘书长，蔡锷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是经界局秘书长；蔡锷从北京出逃，他是掩护者之一，为此而受监控）的观察为证：蔡公恂恂如书生，而英迈不群之气溢于眉宇。其性坚忍深沉，平居不轻自表襮，而遇当为之事则奋厉踔发，穷日夜不息，无论如何险阻，必期于成。又断制力极强，每议一事，众论纷呶，公徐出一言，则当机

立断。自奉甚约，洁己奉公，不肯滥用一人，轻举一事。故改革之初，百端待举，而财政尚属裕如。唯褊急少容，是其短耳。

这是持平之论，有赞有弹，不为尊者讳。顺道说一点。蔡锷不是完人，其性格“褊急少容”，陶菊隐《政海轶闻》亦云“松坡所短，在襟怀褊狭，岸然不能容物”。不过我读蔡锷，觉得他待人虽不够宽和，不符古人所讲究的“休休有容”，胸襟却绝不狭隘。如果给人留下峻急、严苛、不能容物的印象，大概在其对部属的管束。他“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自律如此，律人亦然，1910年担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期间，“诸生好辩者，常恶语怒斥之，甚或掴之以掌，其严烈如此”。陶菊隐说：

蔡生平不好货财，整躬示范，部属皆不敢妄取一介。其后吴佩孚亦不好货财，而吴部多贪婪，吴不之察，人喻为“粪夫”，意谓吴氏仅能洁己，前后皆为秽物也。今之武人，求为粪夫又不可得矣。蔡律部下严，触刑章，必治以应得之咎。从蔡游者恒贫乏无以为生，稍失检，且陷法网焉。人谓蔡之冷峭，有威可畏而无德可怀，然人民之讴思至今罔替，是又足以为训矣。

蔡锷的性情，与其职业、时代背景有关。他是军人，治军从严，纪律至上，赏罚分明，可谓根本，故而养成了其冷峭的性格。他所处的时代属于乱世，乱世需求的人才，迥异于治世。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三国志》的说法，《后汉书》云：“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实则曹操雄才大略，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是盖世英雄，奸雄云云，乃是历史演义的苦果。

不过许劭的说法，不无意义，他以治乱为界，把人才一分为二，有些人显然更适合治世，如蒋介石，有些人显然更适合乱世，如毛泽东。袁世凯拿来与蔡锷对比的宋教仁，虽才气纵横，却锋芒太露，倘若生于治世，命运也许会好一些。蔡锷的才略，与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乱，皆可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乱世，必须与世浮沉，于是韬光养晦，深谋远虑。

青年蔡锷，便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沉。章士钊暮年忆旧，谈及留日往事，以蔡锷为例：“彼等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笃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动尤其矜谨。”

杨笃生即杨毓麟，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其人思想缜密，长袖善舞，一面从事反清运动，一面结交清廷大佬瞿鸿禨、端方等，企图内外夹击，推翻满清，不过论隐忍的功夫，他比蔡锷差远了。辛亥年，当他在英国利物浦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噩耗，“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愤而蹈海自尽，当然这是热血男儿之举，自有其价值所在。

所谓“谨言词，慎交游”，在1913-1915年蔡锷旅京期间，表现尤为显著。检索《蔡锷集》，从1913年11月4日进京，到1915年8月15日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决意反袁，将近两年，蔡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足见谨慎。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云：蔡锷到京，所交游的朋友主要是杨度等人，“凡友朋中与国民党关系稍深即不与其酒食之会，其用心可谓苦矣”。

1915年蔡锷（中）与戴戡（左）、陈国祥（右）

在天津密谋讨袁时合影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晚清。1904年11月，蔡锷学成“万人敌”，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练兵，其中在广西经营时间最长，共五年半。在此期间，他心向革命，并暗中襄助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然则给外人的印象，却是“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这一面是其深沉、缜密的性情所致，另一面则涉及对时势的判断和把握：时机不到，绝不轻于一掷，时机成熟，决然揭竿而起。

蔡锷的隐晦立场，导致他受到新旧两派前后交攻。旧官僚认为他激进，新青年认为他保守。二者合力，在1910年制造了一场“驱蔡风潮”，把他从苦心经营的广西赶到了“基础已坏”的云南。离开广西之前，蔡锷请参与风潮的何遂、耿毅等革命党人吃饭，席间谆谆告诫道：“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

后你们更需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这些忠告，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只怕听不进去。

蔡锷到云南，担任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其革命态度依然隐晦。是故，1911年10月16日晚，云南革命党人刘存厚、唐继尧、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六人，在昆明萧家巷的刘存厚寓所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筹划起义，蔡锷并未与闻。会上，经殷承瓛力荐，并以人格担保，蔡锷才被拉进革命队伍，作为可以“参与革命”的人员，以区别于李根源等可以“共事革命”的人员。

昆明“重九”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共召开五次密会。后四次密会，皆可见蔡锷踪迹。10月25日第四次密会，革命党内部发生争执，殷承瓛提出从缓，反而是一向稳健的蔡锷主张加急：“云南宜速举，为西南各省倡；纵武汉事变，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内整顿军备，进退裕如。在此数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与满清争衡，胜负亦未可决。”

这正呈现了他的行事风格：凡事深谋，谋定后动，一旦发动，则如霹雳，勇往直前，绝不游移。恰在这次会议之上，革命党人决心起义，歃血为盟。殷承瓛在纸上写下了“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然后烧纸于酒中，众人共饮，以结同心。

说到蔡锷的谋略，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故事，无疑在1915年，他一边醇酒妇人，纵情声色，以示胸无大志，一边积极劝进，拥护帝制，以示政治正确，最终在小凤仙等人的掩护之下，逃出袁世凯所严密控制的北京城。不过我以为这前后的故事，更能说明蔡锷何其善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