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居正改革

浅析张居正改革
我们通常总认为，没有张居正就没有明末的那次改革。

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误解；从某种意义上，张居正只是这次改革的代表人物；没有张居正，也会有其它人代表这次改革的；当然了，就算张居正继续活着，相关的改革内容，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条编（鞭）法，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

”“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

以后，逐步由南而北的蔓延开来。

”（摘自樊树志《万历传》）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改革，无非是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以政府的意志，把相关的行为全面推广了。

事实上，相关行为，既然一直存在于社会中，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本身证明，没有张居正代表这种趋势，也会有李居正、赵居正代表这种趋势的。

如果张居正连这种趋势也不愿意代表，他就不是张居正了。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

一条鞭法最初在哪一年开始实行的，是1530年（嘉靖9年））。

换而言之，张居正5岁时，明帝国就已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了。

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是这样写的，嘉靖九年（1530年），户部尚书梁材提出革除赋役制度弊病的方案，其原则、、、、。

第二年，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之为“一条编法”。

而且这种赋役制度，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开始陆续在帝国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并且范围越来越广。

到了万历9年，也就是1581年时（一条鞭法出现50多年后），明神宗万历皇帝决定将此法向全国推行，使一条编法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

因为当时张居正活着，实际上是由张居主持相关改革的。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这种背景，就应该知道，相关的改革，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出现的新事物。

有没有张居正，都会在社会上逐步发展起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全面推行的。

我无意就此否定张居正的历史地位，我只是说，如果我们总认为，历史是某
个强人可以左右的，那无非是把历史当英雄传奇去看罢了。

历史常常把张居正的地位抬的很高，而所有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明帝国的灭亡，是因为万历皇帝思想、道德太差劲。

因为，在相关的内容中，似乎总是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帝国如何如之何，而张居正一死，帝国遂无可救药的走下坡路了。

其实呢？张居正是只是明末的一个官员，他的所有努力，都也无法冲破官僚政治的束缚。

比如，被后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一条鞭法，只要我们看到它背景，就会知道，它绝不是某个人天才的发现；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某个地区相关的客观条件具备了，没有张居正，它也会出现；如果某个地区不具备相关的客观条件，就是在张居正的强行推广下，它也无法真正生根。

更主要的是，人们一说张居正的成就，就是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

比如，太仓库以前每年收入200万两白银，现在每年收入300万两到400万两了；张居正死后，相关入收入又减少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所谓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它可以是一个忠臣的政绩，也可以是一个奸臣的罪证。

因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官员一心为公的结果；问题是，从消极的意义说，这就是官员横征暴敛的结果啊！
政府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多，是怎么增多的？我们习惯看童话故事形式的历史，所以总喜欢用极具感情色彩的眼光看历史；总而言之，如果是我们推崇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结果；如果是我们所厌恶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横征暴敛的结果。

事实上，不论所谓的奸臣还是所谓的忠臣，他在让国库银两明显增多时，都可能包含着上述两种倾向。

我是说，假如在生产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的背景下。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王安石、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就更可以知道了。

“这就意味着，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

”（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经过张居正的清查，帝国的纳税田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多出 1.8亿亩，增多了35.2%。

简单的去看，这自然是张居正的功劳啊。

问题是，我们再看这种内容，“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各级官吏为了讨好万历帝和张居正，在清丈中多用小弓步丈量”（出自林金树的《万历帝》）。

如果顺着这种话去看，那问题可大的去了，因为，这是标准的横征暴敛啊！
而且林金树的《万历帝》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用他的亲身见闻告诉人们说：“江陵（张居正）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存之，想各省亦然。

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

未始无王成之伪也。

”不少地方，先后按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

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旧有的“虚粮”并除了，新的“虚粮”又跟着来了，受害包赔的还是无辜小民。

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

”
如果从这方面看张居正清查出1.8亿亩田地，谁敢说这是张居正的功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