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吹尽的赞歌和挽歌——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的笛声意象

收稿日期：2012-00-00作者简介：曹付剑（1985 ），女，四川宜宾人，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2013年1月第32卷第1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Jan．2013Vol．32No．1

笛声吹尽的赞歌和挽歌

———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的“笛声”意象分析

曹付剑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

摘

要：“笛声”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意象，当代作家刘醒龙在其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延续着对这一意

象的抒写。在他笔下，“笛声”被赋予多重的情感内涵:或是乡村启蒙的坚守;或是纯粹情感的诉求;或是现实体制

的讽喻。透过刘醒龙笔下的“笛声”意象，既可以窥探出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遭际和精神困境，又可以展现作

者对乡村精神启蒙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刘醒龙;《天行者

》;“笛声”意象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3）01－0088－03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是一部展现中国

民办教师尴尬生存遭际和精神困境的小说，是对中国民办教师的心灵与命运有着独到发现与阐释的重要作品。本文旨在以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笛声”意象作为切入点，并深入到刘醒龙的小说世界中去，期望能有所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笛声”意象的出现可谓历史悠久。在历代文人笔下，“笛声”不是单纯的作为一

种物像而呈现，而是被赋予了多重的情感内涵。从意象的情感内涵上讲，大致可归纳为这样几类：一是征人戍卒，游子怀乡的离愁别绪。如王昌龄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

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七首》），王之涣的“羌

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凉州词》）；二是触目生情，感时伤怀。如杜甫的“他日伤心处，征人白骨归”（《秋笛》），李益的“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

相看泪沾衣”（《春夜闻笛》）；三是追念故友，缅怀旧

情。如刘禹锡的“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杜甫的“如闻

马融笛，若倚仲宣襟”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四是山野风情，田园意趣。如

白居易的“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春村》），韦庄的“数声牛上笛，何处响田归”（《纪村事》）。在整个传统文学中，几乎只要言及“笛声”那就是要怀

离绪，

思旧情或示以田园情趣。当代作家刘醒龙在其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从自身

的生命体验出发，

赋予其更加丰富而独特的情感内涵。在整部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笛声”反复出现的频率很高。由于“笛声”奏响于不同的时空，因此

它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总的来说，它承载着或是乡村启蒙的坚守；或是纯粹情感的诉求；或是现实体制的讽喻等多重象征内涵。

一、乡村启蒙的坚守

在界岭小学“笛声”总是伴奏着国旗的升降，因而它毋庸置疑地成为民办教师们对乡村启蒙执著坚

守的象征。在小说中，

这份执著的坚守是通过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等人具体呈现出来的。位于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他们上课是教师，下课是农民，有着一种亦教亦

农的暧昧身份。从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拥有着人生的“双保险”，实际上他们是夹缝中生存的一族，哪

一边都不会为他们“正名”

。正是在这种尴尬的身份之下，他们不但要忍受极端恶劣的生存困境：野狼

成群出没，“鬼魂”阴森恐怖，夏季山洪暴发，冬季大

雪封山；教学资源极度短缺，校舍破败不堪，每月每人仅70元工资，其中一半还要被村长余实凭借手中的权力，屡屡恶意拖欠。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来自灵

魂深处的精神折磨：或是遭受“村阀”的冷嘲热讽，威胁殴打，甚至没有“公民权”；或是被县委领导长期遗忘、鄙视，认为他们不合格，应该被淘汰；或是被外界人认为界岭盛产“苕”，男人长得像男苕，女人长得像女苕，所以界岭迄今为止还没出过一名大学生。并且还要与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抗争，小说是以“转正”为主要叙述线索的，小说中一共写了三次转正。而这三次转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指标少而人多所导致的明争暗斗。余校长为了转正，放下尊严，到处哀求，希望得到有关领导的同情；孙四海为了转正，废寝忘食，专心复习，差点让自己的女儿李子喂狼；邓有米为了转正，想弄点钱以疏通关节，盗砍红豆杉树被抓到派出所。虽然在面对这块由现实体制所提供的诱饵，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暴露出本能的欲望，但在关键时刻，他们的良心又总会战胜欲望，最终把转正的机会让给别人。如此种种，早已压得他们不堪重负，但出于民办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又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去担当。余校长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正是这良心和感情，让他们不同于“一般老师，只可能将学生当学生，民办教师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亲生骨肉，成绩再差也是自己的骨肉”。因此，他们为了维持教学的正常运转，乡村启蒙不被中断。在生活上给予学生亲人般的关怀：余校长照顾寄宿学生的饮食起居，并自己养猪，种红芋来改善学生伙食，还曾经亲自油印课本；孙四海为维修校舍，两次将自己种的茯苓抵上，同时又带着寄宿学生上山采草药换新书；邓有米给困难学生垫钱买课本。此外，在知识的传播上，他们兢兢业业。余校长等人对村长儿子余壮远的作业进行认真批改并推荐其作文。为了提高教学技能，余校长不惜在省城的实验小学当门卫，反复窥探各种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方法，甚至对着无人的空教室试讲，以期能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学生。这还不够，他们还对学生进行精神抚育，界岭小学每天都会在“笛声”的伴奏下，风雨无阻地举行升旗、降旗仪式。这种庄严的仪式与其说是遵守上级规定，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精神抚育。所有这些，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改变外界对界岭的看法。

界岭小学民办教师身上这种对乡村启蒙的执著坚守，既穿越了蒙昧乡村，又从自身的散播、辐射到他人身上。只要在界岭小学呆过的人，无不沾染上他们的精神气息，甚至都“中了毒”。于是，在夏雪的短暂生命中，最让她怀念的是“界岭的笛声和界岭的国旗”，并有重建界岭小学的遗愿；当张英才得到转正机会，准备离开界岭小学时，界岭小学正在“笛声”的伴奏下举行着升旗仪式：“余校长让张英才亲手升一回国旗，张英才在笛声中一把一把地拉动绳子……”最终心存感念，愧疚挣扎的他重返界岭。“笛音于界岭小学的孩子们，则是学校以及学校上空飘扬的国旗”［1］，而这一精神的感召则是通过他们对界岭的深情来呈现的：中途辍学的叶萌有着挣钱来改造母校的愿望；对老师崇敬有加的叶碧秋，不但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成功地代理老师之职，而且还让国旗在余壮远的“笛声”伴奏下准时升起。至此“笛声”不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物像而呈现，而是寄寓着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对乡村启蒙的执著坚守。

二、纯粹情感的诉求

对“笛声”的细节描写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除了寄寓着民办教师们对乡村启蒙的执著坚守外，它还承载着对纯粹情感的诉求。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论述：一个是横向影响，一个是纵向影响。先说横向影响，即乡村教育从事者对其他具有对等地位的人的影响。如孙四海对夏雪、万站长、余校长、李芳、蓝小梅等人的影响。小说中，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孙四海与王小兰相爱。但王小兰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丈夫李志武还是一个常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王小兰想要与这样的一个丈夫离婚，显然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于是孙四海与王小兰就只能面对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无爱的婚姻，一方面是无婚姻的真爱。即便如此，他们不但没有放弃对真爱的强烈诉求，而且在他们每次邂逅之余，孙四海都会用“笛声”，目送“渐行渐远的王小兰”，以此来传达他对王小兰的纯情。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有违传统婚恋道德的，但正是这种超越道义枷锁的爱，才更显“干净与纯粹”。这深深地影响着夏雪、万站长、余校长、李芳、蓝小梅等人。支教生夏雪是最典型的代表。抑或，夏雪天生就是汉乐府民歌《鼓吹曲辞·上邪》中女主人公的化身，她追求着“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一种坚贞而纯粹的爱情理想。但在这个物欲横流，价值观多元，浮华表面掩盖真爱的年代里，她无可避免地跌入爱的歧途。于是，为了逃避自己先前非正常的感情生活，她来到界岭小学。虽然她很快又不告而别，但孙四海的“笛音”，让她彻底领悟到爱的真谛。既然如此，她的悲惨结局也就变得无可避免，最终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夏雪成为了“一种美的标本”，“一种美的真实”。［2］对王小兰油盐饭的怀念，是她对质朴亲情的渴望；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为爱情而咏爱情”的情诗《当你老了》的抄写，朗诵，是她对“纯粹爱情”的渴望和诉求。虽然她只有短暂的支教，却为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留下了对美好情感的诉求和诗歌的种子。当夏雪受到影响后，她又把这种影响横向传递给其他人。如叶芝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