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三部作品中“恶”之主题探析

第2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11月 Vol. 28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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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4-16

作者简介：胡爱华（1971-），女，江苏宝应人，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 38 -

霍桑三部作品中“恶”之主题探析

胡爱华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与国际交流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霍桑的《红字》、《拉帕西尼的女儿》和《教长的黑面纱》这三部代表作品，执着于宗教意义上“恶”的观念，一方面他把“恶”当作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另一方面认为解决“恶”的途径是行善和自忏。

关键词：霍桑；心灵拯救；性本恶

中图分类号：I71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6-0038-03

霍桑的出生地塞勒姆是加尔文教势力的盘踞地，其祖辈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其中有两代是殖民时期权利机关中的官员，一位是以迫害贵格会教徒而闻名，另一位则为历史上著名的塞勒姆女巫案中的三位执法官之一。到了霍桑这代时，家境已经败落。霍桑自幼丧父，随母亲投奔到塞勒姆的外祖父家中。塞勒姆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激烈的宗教派别斗争以及霍桑自己清教徒祖先的所作所为在他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霍桑的作品几乎都是以殖民时期新格兰的生活为背景。霍桑对故乡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但他的作品主要不是表现社会的风俗习惯，而是着力表现宗教对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对人性、人权的压抑。就霍桑对“恶”主题的探索而言，《红字》、《教长的黑面纱》和《拉帕西尼的女儿》这三篇小说很值得一提。一方面霍桑执着于宗教意义上的“恶”的观念，并常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把“恶”当作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另一方面，霍桑在其作品中积极探讨解决“恶”的途径和方法。

一

对于霍桑来说，罪恶存在于人的外界环境中，它的来源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他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由于看到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使用而带来的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等后果，加上他的人生即有罪的宗教观，霍桑对于科学技术，对于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在霍桑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想揭开自然界的努力是徒劳的，也是枉然的。因此他在作品中总喜欢用丑陋的形象表现人类征服自然界的一切努力。如拉帕西尼被描写成一个窒息一切人性的恶魔；《红字》中的齐灵窝斯则利用精湛的医术，伪装成情敌的医学顾问，对他进行无休止

的报复性折磨。

拉帕西尼是位著名的科学家，智慧过人，学识超群，沉湎于医药科学的研究，但是这位丧失良知和人性的罪人，为了科学甚至不惜牺牲人的性命。书中是这样描述拉帕西尼的：

（他）对科学比对人类更关心备至。他对病人的兴趣仅仅在于他们是某种新试验的对象。他宁肯牺牲人类的生命，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或他最珍惜的一切，以便在那堆积如山的学识中哪怕只增加一粒荠籽。[1](P149)

区区几句话将其对科学的狂热，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态度暴露无遗。为了证明一种科学假设，在科学实验中，他不惜赋予女儿身体以剧毒。他成功了，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扼杀了自己女儿纯真的爱情和宝贵的生命。女儿只是任父亲屠宰的羔羊。正如书中所讲，拉帕西尼全身充满着“恶”，甚至连他种的满园的奇花异草，看起来都像“猛兽毒蛇”、“妖魔鬼怪”[1](P143)。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成为作家笔下扭曲自然、毒害人类的怪物。

在《教长的黑面纱》中，霍桑揭露出每个人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一天早晨，米尔福德议事厅的人们很惊奇地发现胡珀牧师去讲坛布道时戴起了黑面纱。这面纱在他的额头边裹住，除去嘴巴和下颚外，其他部分严严地遮起来了。“这一次的布道染上了比他平时那种忧郁更加浓黑的色彩。”[1](P23)礼拜结束时，人们匆匆退场，并迫不及待地交流他们压抑着的惊奇。那天之后胡珀牧师再也没有摘下黑纱，直至临终。他拒绝未婚妻要求摘下面纱的要求，并告诉她到所有人都把他们的面纱摘下时才摘掉自己的黑纱。教长从此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余生。

胡珀牧师黑纱的那种阴暗使他与教民之间关系疏远了，但同时赋予他“对那些受着罪孽折磨的灵魂具有可怕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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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P35)霍桑在写这篇短篇小说时，曾提及以缅因州约克镇的一位牧师失手杀死一位挚友后，直至辞世终以纱遮面的事作为创作题材，但同时表明胡珀牧师所戴的面纱具有不同的含义。确实，那副面纱可以理解成胡珀牧师向人们隐藏的一桩可怕的秘密的象征；也可以当作他对世界上所有罪恶的一种谴责和抗议；也可以理解成，正如胡珀牧师临死前所表明的，黑纱代表了每况愈下的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他说道：

你们为什么只对我一个颤抖？……你们也互相颤抖吧！——我环顾四周，看啊，在每一张脸上都有一幅黑色的纱。[1](P39)

这段话形象生动地点明了作者的主旨：每个人都有罪恶，罪恶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罪恶来自人们心中潜在的劣根性。因此霍桑认为改造社会是徒劳的，必须从改变人心做起。由此可见其深受加尔文教“内在的堕落”的影响，也就难怪这篇短篇小说的副标题定为《道德寓言》。

《红字》是公认的浪漫主义小说权威作品之一。霍桑通过三个主要人物———海丝特，其夫齐灵窝斯和她的情人清教徒狄姆斯台尔三人的命运，探讨了罪恶的普遍存在，罪恶面前人的内心矛盾以及罪恶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对于霍桑而言，人生即罪恶，罪恶无所不在。每个人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丑陋的一面。问题是一个人该如何把握善恶。当然最好向人们展示善的一面，而克制自己恶的一面。但齐灵窝斯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犯了残忍地扼杀人性的深重罪孽，从一个通奸罪的受害者逐渐蜕变为应该受到谴责的变态狂。他是他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又是自己疯狂报复结果的受害者。在描述妻子受审判场景时的第一次会面时，作者这样写道：

他的面容蹙起一种辗转不安的恐怖——他的面色因某种强烈的情绪阴暗了，不过，在刹那间他就用他的意志力抑制住……一会儿，那种痉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最后消失在他的天性深处。当他发觉海斯特•白兰的眼睛已经盯住他自己的眼睛，而且像是已经认识了他的时候，他缓慢而平静地举起他的一个手指，在空中作了一个手势，又把手指压在他的唇上。[2](P13)

齐灵窝斯的首次亮相，是作为旁观者观看妻子在绞台上受罚的情景。这段话将其伪善、冷酷的本质暴露无遗。同时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家庭中，男女之间只能是以维护男子名誉地位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关系，根本谈不上爱情而言。他有疯狂的报复心理，一直寻找着海丝特的情夫。当他发现狄姆斯台尔的反常表现时，就利用这个牧师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以医师的身份进行刺探。他的人性遭到扭曲，他不停地折磨着可怜的牧师，“仿佛一个矿工在探寻黄金，或者宁可说是，仿佛掘墓人在挖掘坟墓，探寻那埋在死人脸上的珠宝”[2](P78)。狄

姆斯台尔死前也意识到了齐灵窝斯的复仇比他本人的罪恶更黑暗。小说中真正的恶魔式人物是齐灵窝斯，他对人的心灵缺乏感情和尊重，他以恶毒而巧妙的手段折磨着狄姆斯台尔，逐步吞噬其灵魂，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从他决定报复的那天起，他的一生就注定是悲剧式的。他失去了他生活的目标（报复），不到一年就死了。这正表明了霍桑对恶的看法，即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二

霍桑认为人必须坦白自己的罪恶并勇敢面对惩罚，通过善行和自忏来洗涤罪恶，净化心灵，从而得到拯救，这与清教教诲美国人应该以自己的善行来赋予生活以意义是一脉相承的。在《红字》中，他借狄姆斯台尔之口要人们诚实，要表示出某种迹象，让人推断到自己的最坏之点。

《红字》当然不是一曲对海丝特所犯下的第七诫的赞歌，而是一曲她如何获得心灵拯救的颂歌。她坚强、有毅力，是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宁可自己受审判的煎熬，也不愿说出情人的名字；为了获得自由和过上幸福生活，她甚至鼓励情人与她一起移居海外。在那个时代，她为追求个人幸福被认为是罪孽深重的人，受到了公开惩罚，但她不自甘堕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示自己人格魅力，终于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重，经过长时间的心灵净化，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受罚后，海丝特并未逃避，而是和女儿在郊外住了下来。她的处境很孤寂，但她通过做针线活的手艺，来养活自己和她的孩子。她承受着清教徒上至大人下至小孩对她的恶意攻击。她经常救济穷人，却时常要受他们的侮辱。但她还是坦诚地与他们和睦相处。她以“姐妹”般的宽广胸襟对待每个人。她乐施好善，一遇疫病流行，便自告奋勇地担负起慈善修女的任务。她不与公众作对，只是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最坏的待遇。她并不因为她的受苦向人要求报偿；她不依赖公众的同情。“在这些年间，她一向过着隔离耻辱的生活，而她生活的纯洁无暇，大大地

得到了人们对她的好感。”

[2](P109)

这样，她胸前佩戴的红字也随着故事的发展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起先，红字代表着“通奸”，是一个引起人们轻蔑和嘲笑的标志；但海丝特辛勤的劳动和热心助人的品质，使得人们把它当作“能干”的象征。到小说的结尾处，红字变成了“天使”的象征。海丝特是当时殖民时期被迫害的妇女典型，从而反映出霍桑在探讨社会该怎样对待海丝特的罪过时，有力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伦理道德和宗教势力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抨击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海丝特生活的时代，清教徒在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的同时，走向排斥感情、禁绝欲望的极端，这样海丝特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资产阶级政、教、夫三权压迫下的牺牲者。

相反狄姆斯台尔在婚姻、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等方面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宗教法律的卫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