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的探索

当代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的探索
文章来源：/politics/2012-01/25/c_122618599.htm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越南的革新开放全面启动。

这场革新开放运动引发了越南社会全方位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涉及越南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反映了越南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新的思考和探索。

革新开放之初越南的社会治理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和平建设起步维艰，直到革新开放前，由于一直坚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国内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困境，国力虚弱、人口贫困程度非常大、经济缺乏活力。

1979年，越共对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实行经营管理分权，在农村试行“生产承包”，赋予农民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通过经济杠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越位”和“错位”，越南经济终于出现好转迹象。

然而，由于对市场机制引入后的社会治理还缺乏足够认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缺位”也随之出现。

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与经济政策的放宽导致流通领域出现许多问题，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日趋严重。

另一方面，干部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现象抬头。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检讨了之前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越共六大政治报告中坦承，中央在估计形势、制定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以及组织具体经济工作等方面都犯了错误，社会治理出现了许多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被称为“越南邓小平”的阮文灵上台后，越共六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实行全方位的革新开放。

社会治理主要围绕生产与流通展开，核心任务是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经济混乱等问题。

为此，越南共产党和政府相继颁发了一系列重大决议、决定和法规。

正是随后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改革，越南革新开放之初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扭转，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由1988年的500%这一失控数字降到1989年的10%左右。

越盾的购买力有所恢复，消费品市场日益丰富，宏观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南的社会治理
经过80年代末的治理和调整，越南经济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在90年代初基本上得到控制，政局也比较稳定。

1994年，越共七届中期代表会议明确提出越南社会转型面临“四大危机”：一是经济落后和国际竞争危机，二是偏离社会主义危机，三是官僚主义和腐败危机，四是“和平演变”危机。

此后，越共八大、九大、十大都一再提到这“四大危机”的严重性，并认为这些危机相互交错、相互作用，出现了复杂变化的趋势。

90年代以后，越南的社会治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注意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

二是注意投资环境的改善。

三是将消除贫困列为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采取多种措施缩小社会贫困面。

四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稳妥而有序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五是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革新开放后，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在越南也越来越有市场，社会上出现了主张搞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声音。

对此，越共吸取了苏东剧变的教训，把防止和平演
变作为思想政治战线的头等重要任务。

1995年1月，越共七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当前思想工作中若干重大定向问题的决议》，提出要捍卫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演变。

1996年，越共八大研究和制定了反和平演变对策，号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粉碎一切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以及制造暴乱的颠覆活动。

为此，越共还成立了“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

当然，越共也意识到，要有效应对敌对势力的攻击，使其企图难以得逞，既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不断改善群众生活，也要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2001年4月，越共九大首次明确越南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强调越南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是受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

此后，2006年，越共十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提速，将八大以来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予以落实，比如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充分吸取民意，提高决策透明度；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与信息公开制度；实行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使中央委员会能够对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形成制衡与监督作用；在党代会和国会代表中引入质询制度和监督惩戒机制；国会代表的产生采取竞争性的差额直接选举制度，由人民直接选举，各级党委和政府不能随便撤换等等。

可以说，这些都是越南政治社会环境治理值得人们注意的地方。

对革新开放后越南社会治理的几点认识
越南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不仅比较平稳地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问题。

尤其是90年代以后越南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既更注重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也更符合现代社会治理强调的治理参与主体多元性、合作性、和谐性的原则与理念。

对于这种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越南国内的满意度显然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革新开放后越南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如2011年越共十一大决议所指出：十大提出的一些指标和任务还没能实现；未能做好经济可持续发展工作，经济竞争力较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较为缓慢；分配制度还不够合理，富贫差距仍在扩大；教育培训、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善还比较缓慢；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犯罪、社会弊端、道德堕落等现象未能有效消除；经济体制、人力资源素质、基础设施等仍是阻碍发展的因素；社会主义民主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扬，全民族的团结还有待加强；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还要进一步加快；一些影响政治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还有待消除。

今天，越南在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中所遇到的问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其主观原因也正如越共十一大决议所说，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还做得不够，对革新开放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还不够到位且不能达成一致；部分党员、干部、公务员的能力和素质欠缺，对一些问题的预测判断力较差，领导、管理、调控、组织落实工作有待改善，党纪还不够严，等等。

其客观原因比如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够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敌对势力的干扰、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传统管理模式惯性的阻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