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基于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时代发展和各国实际相结合，基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怎样看待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归根到底有个学风问题。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邓小平历来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始终坚持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和大力倡导的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我们要自觉地继承和发扬。现在我们党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那是完全错误的，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而要结合实践经验和时代发展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必须鼓励探索、鼓励创造，从而就必定要说出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邓小平就称赞说: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新话”，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新话”。这个新话，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来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进一步讲了许多新话。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新话是正确的。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做“异端”，看做“离经叛道”，我们还怎么前进呢?恰恰相反，只有根据实践经验和时代发展，形成有科学根据的新观念新理论，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所以，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一、内涵要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上，学界并未形成一种不易之论，而是充满学术歧见。而这一问题的解答与澄清无疑是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据乃至实现路径的前提与关键。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要旨的争论与分歧而言，举其要旨，集中在下述几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持“创新”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在中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不变的正确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的贡献。”因为“化”就是“变化”、“更新”与“创造”。持“背离”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错误的，如王明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具体化”、“大众化”，还是应该“抽象化”、“形上化”。持“具体化”、“大众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亚洲形式”，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代之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持“抽象化”、“形上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使之成为新的、形上的而非通俗的东西，如叶青认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不是中国化了。即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理论现实化”，而是“学术形上化”。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化”，还是“两化”。持“一化”论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特性，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辩证对接。持“两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自身的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及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与中国气派，同时还应包括另外一个维度上的“化”，那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学化”，还是“断裂化”。持“儒学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持“断裂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以致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比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便是用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

需要指出的是，因囿于解释者自身的“意旨”与“前见”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复杂性，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上的多元界说与解读也就在所难免，而内涵要旨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思路向与过程结果上的分殊和差别。因此，面对这一争执不休的态势，我们迫切需要呈扬一种“共识”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与应有之义加以基本体认与深度透视。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与通俗化。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呈扬的“总的指导原理”，因此，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将其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其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改造世界”的本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