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互动与文化偏见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全面客观地认知有利于正确理解对方及其行为所表达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这一原则既坚持反映论的客观性原则，又承认主体在认识中的创造性过程，而且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桥梁作用。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观察、了解他人并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
在专访中，戈玛长老谴责西方媒体对他的许多演讲作歪曲报导，如他发表的教法演讲和他组织公布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教律原则；又如他发表的关于禁止塑像的讲话、穆斯林妇女离婚的原则等都被西方报刊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他说，现代造谣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发布消息的渠道很多，大家可以作证，例如电视演讲、传真信息、互联网消息。西方媒体还是停留在历史的传统习惯上，随意编造谣言，或者曲解别人讲话，结果让世人看到这些西方媒体编辑很愚蠢，幼稚无知，而且居心叵测，令人憎恶。[12]
这段对话反映出，采访者与回答者至少陷入了三个误区，第一，问答之间涉及的主体不同一。记者说的许多西方人与答者说的你们西方人，是否是同一群人？第二，许多西方人，以及你们西方人，与布什总统代表的美国政府是否具有同一性？第三，是谁怕有信仰的穆斯林在埃及执政？这位记者的采访和报道角度，至少反映了他个人的逻辑思维比较混乱。而诸如此类的逻辑错误，不仅见于各类记者，还见于国内外的部分学者。在言论自由、价值多元的美国社会中，众所周知，政府与媒体、与学者之间，并非是行政上或宗教上的隶属关系；政府没有权力，也不会干涉媒体与学者的话语权。因此，混淆政府与民间的声音，至少是对美国的一种不真实的反映。
911事件后，除上述报道以外，各大传媒都发表了大量的复仇言论：声称要发动一场世界性的报复战争。第一个报复战争是打阿富汗，第二个报复战争就是打伊拉克。[4] 美国主流传媒上的复仇言论更加裸露、血腥：《国家评论》总编辑里奇劳瑞（Rich Lowry）认为：美国激发的愤怒是正义的，这种愤怒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力量。那些支持本拉登或支持他这种类型的人的国家，有必要让他们感到痛苦。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案就是部分地捣毁大马士革或德黑兰，或其他可疑的城市。 [5] 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撰文说：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直接参与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人员。我们应该入侵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的人民驯化成基督徒。 [6] 类似的复仇言论显而易见应该归入极端言语之列，其中的感性成分远远高于理性成份。
应该说，双方的认知并非完全杜撰，但其中也确有偏见成分。偏见源于不完全了解。认知主体依据已有经验或个别经历形成了评价，然后据此去认知当前对象，从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当这个结论固定以后，就形成了偏见。从媒体与民众之间的相互认知中可以看到，对对方的了解越多越全面越深刻，对对方的评价就越温和，反之也是如此。
依据上述理论，主体所认知的对象，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对象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一方面，由于认知对象处于不断表现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制约，主体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认知对象；另一方面，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并不是简单而直接地摹写，其中包括一定的选择性和重构性，即人们所认知的对象，是按照自己观念所选择出来的、经过加工的部分世界。同样，人们所认知的事物、文化、群体，都是以认知者的认知能力、所掌握的信息，以及认知者本身所持的观念为基础，其中不免含有错觉、偏见和歪曲成份。
美国留给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印象，最初是友善的，因为它曾帮助中东国家发展教育事业，而且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迫使英、法、以三国放弃对西奈半岛的占领。然而自它在阿以冲突中执行偏袒以色列政策起，美国在中东穆斯林的认知中，便开始成为傲慢和霸道的代名词。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更由于其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
有的把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查尔斯G博伊德（Charles GBoyd）撰文道：这个国家（指美国引者注）象征着自由、力量、宽容和献身自由和和平的民主原则。对于暴君们、专制者和封闭的社会来说，我们在政策、姿态、言行上的任何改变都无法说服这些人停止对我们的仇恨。 [9] 还有的把个别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文明联系起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认为，那些对美国的怨恨，是跟不上全球化的落伍者的愤怒、厌恶西方文明和文化价值的绝望者的愤怒。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许许多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嫉妒。因此，它很容易成了人们袭击的对象。 [10]
这也正是温特提出观念有建构作用的理由之一。从微观层面看，国际体系结构由主体间的实践而构成，是主体间的互动结构。既然是主体间的活动，自然不可避免地烙有主体的观念印记。因为行为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社会化，他们内化了特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规范。他们的互动依赖文化符号而完成，所以，因他们的互动建构而成的结构必然是观念结构，是文化结构。这一点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动中得以体现。
不仅是媒体，美国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也发出恐吓性言语：对于这些人，只有一种对付办法，你必须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 [7] 而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军官的威胁性言语是这样的：记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我们把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现在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抓起来。 [8]
摘要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相互间因历史和现实的情感体验，极易导致认知偏差的发生。而两者间不客观不全面地认知，夸大了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被夸大的差异转而再次影响双方对对方的认知与评价，如此周而复始，严重伤害了双方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感情，进而加深双方的裂痕，导致更为剧烈的冲突。
关键词认知 互动 偏见 西方文明 伊斯兰文明
第二，整体呈现出歧视与偏见倾向。《时代》周刊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容上，都强烈刺激着穆斯林的神经：如6月30日《时代》周刊封面是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主题内容围绕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地区传教而展开。其中一篇长达4页半的报道以赞扬和崇敬的语气，讲述了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东地区传教的历史和现状，并缅怀为此付出生命的人。文章称这一超过2. 7万人的群体爱着穆斯林，但鄙视伊斯兰教，并引用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评价他们经常帮助别人，但不是简单的帮助，因为他们试图改变别人的信仰。[3] #p#分页标题#e#
（一）总体报道
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是美国媒体报道的海外焦点。我国学者宋庚一曾经以美国主流媒体《时代》周刊为例，对美国媒体关于中东穆斯林形象的建构作了比较全面地分析。他归纳了《时代》周刊从2003年5月5日至11月24日关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总结出其内容的主要特点：
媒体在911后集中刊登这类文章，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理性地看似有不妥。此类言论过于偏激且数量不少，一方面可能误导美国民众，使民众把极少数的中东极端分子，认知为中东的穆斯林全体；把极端分子的暴行，认知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的产物。另一方面，容易给中东伊斯兰世界及其民众留下印象：仿佛所有的美国人，从政府到民众普遍讨厌中东穆斯林，从而引起中东民众的逆反心理。事实上，部分极端的美国人和部分中东极端分子，既不代表美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全体民众，也不代表美国政府和中东伊斯兰国家政府，他们只能代表自己。而媒体的这类过于片面过于激烈的报道，很容易就此形成双方在认知互动中的刻板效应，即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从而引起双方的对立情绪和相互之间的偏见直至敌意，因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喜欢自己的人。
（二）记者的逻辑
有的报道并不一定代表媒体的本意，但是限于报道者本身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其选材的角度，以及逻辑推理都会发生问题，以致造成偏见。比如：2006年5月10日下午，美国《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记者麦克尔塔切特（Michael Tackett）对埃及艾资哈尔大学长老阿里戈玛（Ali Gomaa）作了一次专访。记者说道：许多西方人都担心，埃及会回复到伊斯兰政治中去，因为欧洲国家曾经把埃及当作一个中东的典型国家，以西方化加以改造，但现在的趋势令人担忧。长老回答说：我们不是吸取了西方人的民主经验吗？你们西方人所研究、实践和宣传的民主制，并没有公开反对宗教。民主的理念从来没有排除过有宗教信仰的人执政，布什总统也是口口声声说，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你们为什么单怕有信仰的穆斯林在埃及执政呢？ [11]
如前所述，主体所认知的对象，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受到主观性与情景性的制约。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与具体对象的互动，形成了对该对象的看法与评价，然后在特定情境和氛围中，受到类化原则（即按照一定标准将人分类）的影响，容易将对特定且具体对象的看法与评价推及同类的其余对象，从而形成对某一群体的看法与评价。此外，由于认知的偏差作用和认知的选择性特征（根据各人独特的经验和认知结构做出选择），民众的认知容易受以往体验与刺激物强度的影响。下文摘取美国皮尤大众与新闻研究中心2006年6月份的调查结果[13]中的三个问题，即关于对方形象、关于双方关系，以及对巴以冲突双方的同情心展开讨论。 #p#分页标题#e#
一、传媒认知
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中，媒体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媒体的覆盖率最高、涉及面最广，杀伤力也因此最大。而且，在媒体的动机中，很大程度上包含着通过炒作，扩大影响力，以提高发行量的内在驱动。这种驱动使得媒体在报道有关局势和事件时忽视全局与整体、客观与全面的基本要求，而着力于挖掘热点和新奇事，并在语言和文字上作一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努力。因此很容易发生因过度关注轰动效应而导致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倾向。此外，每一位记者和报道者，都是持有一定观念的宣传者，他们采访、报道的视角，对案例的筛选，都经过个人理念的过滤，都会折射出他们本身的文化价值取向。
这里强调的是，媒体的片面认知，歪曲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的形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激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强烈不满和深度的不信任。
二、民众认知
总体而言，民众的认知与学者、媒体的认知相比相对感性、相对朴素。西方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众之间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他们较多也较容易受到媒体舆论及学者观点的影响，或者更多地根据政府政策、对生活在周边的部分西方人或部分穆斯林的表现来认知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