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史论文

日本为什么没有和奸

——略看战国到幕府末期武士忠诚感的发展与演变

卢沟桥事变之后，侵华日军的铁蹄很快踏遍了半个中国，并在1937年12

月攻陷了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嚣张的侵略者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引言

回首抗战历史，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着实无法与日本这个东亚最强帝国直接相抗衡。然而，中国初期的惨败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投敌叛国是分不开的。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汉奸的确为国土的沦陷贡献了很大了力量。相较于中国遍地的皇协军，伪政权，日本军队投敌叛国，甚至主动投降的“和奸”是极少的，甚至没有。仅此一点便可看出中日两国在对待忠诚上的巨大差异。

日本人的忠诚是可圈可点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信仰，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一点都不含糊。

在他们崇尚的武士道上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作为一个武士，战死沙场才是荣誉，而苟全性命苟且偷生的人会被人看不起。就是这样造就了日本强大的战斗力。在丰臣秀吉晚年的时候，曾经发动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在侵略朝鲜的时候，将朝鲜打败。这时朝鲜向中国的明朝求援。中国派出兵力支援。当时，中国援朝将领李如松在攻打日本占领的朝鲜首都时，遇到了日本军队的顽强抵抗。在日本看到中国军队强大的同时，并不是放弃抵抗乖乖投降,反而是拼死战斗。当然这次战役最终以中朝胜利告终，但是却展示出来日本人顽强的一面。这其实就是他们信仰的武士道，宁可战死沙场，不向敌人投降。

家臣山内一丰在丰臣秀吉死后，迫于德川家康的势力和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而加入德川派，在这个问题上面也体现了“忠诚”这一精神。也许有人会不解，既然倒戈了，何来忠诚？其实山内一丰的倒戈完全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在秀吉死后，丰臣秀赖还只是个4、5岁的小孩，虽然已经“元服”（继承将军之位）但却只是形式上的。德川一直想夺取大权，怎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后来在德川的挑唆下，石田三成发动了战争。在大小名纷纷意识到必须从德川或者是丰臣中选择一个势力跟随才能活命的时候，山内一丰并没有去投靠德川，原因就是他对丰臣家的忠诚。只有直到双方战争几乎打响的时候，山内一丰才决定为了家族能否存活而投靠德川派。

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叹服，忠诚的确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反观，抗战时期的中国，我们，或者说大部分人身上正是缺乏了这种精神。但中国不是没有忠义，只是在千年的发展中丧失了一部分罢了。

“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为了对主家的忠诚，拼着搭上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也要保护主家最后的骨血，程婴和公孙杵臼这俩人的确牺牲不小，但是这种行为现在怎么看怎么是封建思想的糟粕，从封建思想的代表“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里提到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顺序就能看出来，“忠”字当头的话，自然妻儿老小的性命是要放在主子后面的，不过这种事儿几千年来大家平日都挂在嘴边，可关键时刻能做到的确是凤毛麟角。为了忠诚而牺牲自己的儿子，倒不是咱中国人的专利，《旧约·创世纪》里就有亚伯拉罕为了向上帝表忠心要把自己的儿子以撒杀掉的故事。全世界一半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让他们真这么干，恐怕也没几个愿意的。

其实，日本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新渡护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提到的:平安时期的公卿菅原道真被政敌迫害而逃亡，政敌在京都搜捕菅原道真的儿子，一个低级武士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把自己的儿子献出来顶替，最后自己的儿子被当作替身杀死，他一回家里还没有跨过门槛就叫妻子：老伴，高兴吧，咱儿子已经效忠了。新渡护稻造写的这个故事所在的一篇就叫做“忠义”，在他看来，日本人因为拥有类似“骑士道”精神的“武士道”，所以对于忠义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如此，这种忠义往往是无条件的，是愿意以牺牲一切作为表达忠义之代价的。

除了赵氏孤儿的例子之外，中国民间一直有拜关公的传统，这便是对忠义的顶礼膜拜，因为关公的形象是无比忠诚的，跟随刘备几十年从未有过二心，而且在被吕蒙打败后，誓死不降东吴便是忠义的行为。由此看来中国在早期历史上的确也有如同日本一样的”忠诚“。但我们又不禁疑问，日本的这种近似摧残人格的忠诚之道是如何形成并保存到现代社会的?也正如标题提出的疑问：中国有汉奸，但为什么日本没有和奸？

日本战国时代对于忠诚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当时亦没有绝对的忠诚于背叛：邻国之间的软并硬吞自不必说，因为属下能力超群，篡夺了主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或者儿子看父亲不顺眼，弟弟眼馋哥哥的权势，以这种理由窝里斗的也屡见不鲜。拿最著名的几人来说，织田信长的弟弟织田信广两次谋反，他的岳父斋藤道三是靠背叛上级的手段从一个卖油郎变身成为战国大名；德川家康的父亲是被家臣所杀；武田信玄放逐了自己的父亲，后来又命令自己的长子切腹自杀；上杉谦信死后，两个养子景胜和景虎就为家督之位开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武士在战国时期鲜有忠义可言，但是对于天皇的绝对地位，却是相当的尊敬，绝不敢冒犯，其实在幕府几百年时期里的天皇，如同东周的天子一样没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无论怎么落魄，天皇的地位却没人篡夺。

武士阶层对天皇的绝对尊重，实际上带有神话的色彩，天皇本来就是天造大神的化身，是日本民族的祖先，摆在中国就相当于活脱脱的女娲，自然是广受封建时代臣民的向往。这一点，幕府也心知肚明。封建政府实际上压制这种倾向，使武士们认为第一义务是忠于自己的领主。各人须得将其心身完全献给领主，故除对于领主的义务外，对天皇忠诚的观念，没能在家臣心中生长，至少幕府崩溃前为如此。德川幕府前期，藩主赴江户时，严禁接近皇居，严禁同天皇接触，这种政治策略被实行了很久。最终导致这个时代充斥着狭隘的忠诚：“凡为家臣者，须有随时为自己之主君牺牲之决心，但除非直接属于将军之旗下，对于幕府，则并不以为必须同样牺牲自己。其祖国，其乡土，及其世界，仅限于其主君之领地内。在其领地以外，其人仅属一流浪者而已。故无主君之武士，谓之浪人。”四十七义士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元禄十四年(1701)三月十一日，东山天皇派了两位敕使和院使诸卿由京都来到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为了欢迎和招待天皇派来的敕使诸卿，特地命令赤穗地方的城主浅野长矩为‘御驰走役(接待人员)’。可是，浅野‘内匠头’不熟悉幕府的仪式与典礼，便命令深懂朝廷礼仪的首席‘高家’吉良上野介来辅助他，以免有失礼节。吉良一向看不起浅野，不但不去帮他忙，反而让他献丑，并且讥笑他不识大体。敕使们到临的时候，浅野丑态百出，闹出笑话，一时性急，惭怒交加。知道是吉良故意让他在大众面前出纰漏，就在仪式的最后一天，在回廊式的松之走廊遇到吉良走过来，为一报遗恨马上就拔出配刀，说时迟那时快，一刀就砍向吉良，顿时血流满地。但是吉良没有伤到要害，只是前额受了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