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大兰天风谈反驳文档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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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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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以体态语言为辅助手段，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鲜明、完整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和主张，阐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进行宣传鼓动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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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驳
关键词：反驳
反驳至始至终都贯穿于比赛之中，从反方的立论直到正方的总结，基本上都是从辩驳对方观点开始的，在这里，我只讲讲被称为“反驳”的这个专门环节。

从辩论赛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辩论赛除开自由辩论以外，全都是陈词的部分。

在这种赛制之下，二辩和三辩的陈词多半都是有驳有立，反驳这个因素既没有固定的环节，也没有固定的辩手来进行操作。

宏观层面的反驳主要针对对方的理论前提、理论背景、定义、逻辑、标准等，而微观层面的反驳则针对对方的具体论点、论据、遣词用句等。

相较而言，大陆的队伍主要还是偏向于立，很多时候都只是把对方的问题点到为止，然后就开始“下面我将更深入地阐述我方观点”;而海外的队伍则习惯于在某个问题上穷根问底，比较有名的战例就是“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源”
这场xx年国辩的决赛，马来亚大学全场始终围绕“万”字展开攻势，最终迫使武汉大学俯首称臣。

从比赛的进程上来回顾，这两种作战方式仅仅是代表两种不同的操作路线，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是大陆队伍这种重立轻辩的风格，使得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程度都大受影响。

并且随着海外队伍实力的逐渐强盛，仅凭理论上的“立”所修建的“连环碉堡式”的压迫式防御，大陆的队伍已经很难在比赛中获得明显的优势。

无论是赛制还是参赛队伍，都有求变求新的要求，于是在99年国辩的时候，整体的赛制出现很大的改变，辩的部分被大大加强，并且出现专门的反驳环节，由自由人来负责。

可惜的是时间太短，两次反驳时间总计只有1分30秒，不管是摆事实还是讲道理，都很难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此在当年的比赛之中，并没有什么经典的反驳稿出现。

xx年全辩之时，改革的步伐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

反驳是个有辩有论的环节，应该说还是很有存在必要的，而在当年的全辩之中，居然取消掉反驳的环节，立论之后直接就是两轮攻辩，这等于说双方在理论层面上还没进行探讨和作战，就马上在具体事例中开打。

不管怎么说，在这两年的改革尝试中，辩与论的平衡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各个环节的专属性色彩也开始加重，新的比赛模式和操作方法，都正在酝酿之中，无非只是个出现时间早晚的问题。

终于在xx年国辩的时候，尽管赛制重又回归到99年之前的状况，但是大家对于比赛环节的理解和操作，已经发生很大的改
变。

辩与论、攻与守在各个环节中，都有非常清晰的展现，其中比较经典的比赛，当属武汉大学参加的半决赛和决赛这两场比赛。

在二辩和三辩这两个陈词环节中，至少在其中一个环节中进行纯粹的反驳，并且明显加快进攻节奏，陈词中理论的部分被大大削弱，代之以无尽的事例和战场，半决赛中袁丁师兄对于成败与英雄关系的反驳，决赛中余磊师兄经典的15秒×12段，都是非常精彩非常有影响力的反驳稿。

再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金秋赛场上，尽管每一年组织方都会对赛制进行某些改动，但是从来没有取消过反驳这个环节，由此也就诞生出许多经典的反驳稿。

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xx年金秋半决赛时，李小宇荡气回肠气吞斗牛的反驳，如今这已经成为反驳稿的教科书，有段时间我天天都要背诵几遍，然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叹弗如。

好的反驳稿首先是要有时间。

如果说立论是3分钟，反驳应该与之相当，才可能进行针对性的反击。

xx年的金秋把反驳缩短为2分钟，搞得大家都有点放不开手脚的感觉，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反驳稿出现。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也是随着职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大家对于辩论的理解和操作都更加成熟和严谨，普遍抱着“宁可不说，不可说错”的态度来准备比赛，反驳的精彩程度自然会打一定的折扣。

其次是要有对方和你配合。

回想xx年金秋的决赛当中，法院和信管把立论体系都已做到极至，双方的立论基本上就是要么不说，要么绝对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机会，所以双方的反驳也基本
上就是放礼炮，因为没什么打击对象可言——好的反驳稿，要求对方的思维能力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讲的东西看上去挺有道理，按照平常的思维来看确实就是这样——比如xx年金秋的半决赛，生科的立论中提到，机遇可以通过靠奋斗来把握，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而李小宇则抓住生科在定义中提到的“机遇是不确定的”，推理出机遇是不能被把握的，由此揭示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一举突破生科的整个立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