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和法国文学

雨果和法国文学
吴岳添
维克多·雨果(1802.2.26-1885.5.22)是举世闻名的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政论家和文艺理论家，今年是他诞生200周年。

法国把今年命名为“雨果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18家文化机构，于今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这些都充分表明雨果至今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法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雨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的：1．他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2．他在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和重要作用；3．他的作品在政治方面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浪漫主义是法国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

雨果以他的剧本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用理性压制感情、只歌颂王公贵族的清规戒律，提出了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进行对照的审美原则，使爱情压倒了理性，最终推翻了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

他的浪漫剧《欧那尼》在1830年上演的时候，拥护古典主义和支持浪漫主义的两派观众在剧院里大打出手，史称“欧那尼事件”，这就是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27岁的雨果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

此后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可以说19世纪的其他流派都是由浪漫主义派生出来的。

例如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等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原来都是浪漫主义者；就连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左拉，他早期和晚期的小说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正因为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交替更迭、各放异彩，19世纪的法国文学才为人类的文化宝库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著和精彩的篇章，而如果没有雨果和他领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

浪漫主义戏剧在40年代盛极而衰，于是小说代替戏剧成为浪漫主义的主要体裁。

法国浪漫主义的小说有四种类型：1．雨果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小说；2．大仲马的通俗小说；3．乔治·桑的田园小说；4．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四类小说各有特色，但是以雨果的小说最为重要。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虽然拥有最大量的读者，但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只能算是优秀的通俗小说。

乔治·桑和凡尔纳的作品以理想或幻想为主，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大。

只有雨果怀着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试图用人道主义精神去拯救世界，才创作出了《悲惨世界》那样的杰作，赋予了浪漫主义文学以新的生命力。

所以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的兴起和繁荣，与雨果本人在创作上的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雨果创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的作品配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

从卢梭到萨特，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更不是为了消遣而写作的。

这些作家之所以创作，目的在于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至少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艺术追求。

雨果早期的小说《巴黎圣母院》（1830）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故事。

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心存邪念，指使圣母院里奇丑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结果她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并且成了他的情人。

弗罗洛出于嫉妒，乘他们幽会时刺伤了费比斯，并且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使她被判处死刑。

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怀着爱慕之情，在行刑时把她抢救到圣母院里藏在钟楼上。

弗罗洛在再次威逼爱斯梅拉达遭到拒绝后，把她交给官兵去行刑。

卡西莫多出于义愤，把弗罗洛从钟楼顶上推下来摔死，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遁入墓地自尽。

小说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
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后期的作品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

拿破仑第三复辟以后，他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等珍贵檄文，以及《惩罚集》、《凶年集》等气势恢宏、感情奔放的动人诗篇,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从而成为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

而他历时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则完全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

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

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

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

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

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

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

”惟其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创作道路长达60年之久，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

他在生前出版了19卷诗歌，身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6卷，总共约有22万行、1000多万字。

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共有300万字之多。

他写了9个剧本，还有10多卷政论、随笔和游记。

因此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而我国读者则与法国人相反，往往认为雨果是一位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

因为一方面，我国从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雨果的小说，他的《悲惨世界》早在“五四”时期就译成了中文。

解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等小说都被再版或重译，《悲惨世界》不仅有好几个译本，还有电影和电视剧在我国上演，因此他的名著在我国读者广为传诵、人所共知。

另一方面，雨果在诗歌和戏剧方面虽然成就卓著，但是中译本很少，再说诗歌和戏剧的读者本来就比小说的读者少得多，所以雨果在我国被认为是个小说家是并不奇怪的。

在写作的同时，雨果也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付诸行动。

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发表了著名的抗议信，愤怒地谴责了侵略军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呼吁赦免公社战士，开放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所供社员们避难。

正因为如此，雨果才在法国人道主义传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中世纪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人们摆脱了神权的桎梏，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应该享有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法国大革命则是实践这一理想的尝试。

雨果倡导的人道主义，正是继承了这种进步传统，并且通过罗曼·罗兰等作家继续传之后世。

在今天的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还在为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等最基本的人权而斗争，雨果所说的贫穷使男人道德败坏、饥饿使女人堕落的状况，还远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雨果毕生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进步的现实意义，依然值得发扬光大。

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当然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作者：吴岳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南欧拉美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