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中学《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word教案

第2课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

格致中学赵冰清

[教学目标]

1、知道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理解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社会转变的

含义。知道判断夏朝已经进入国家状态的依据。知道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大概情况，理解二里头对于夏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2、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思想贯穿整课。通过阅读文献，分析文献的目的和性质，相

互比较，对文献记载的价值和可靠性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通过展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分析这些考古学发现代表的含义。经过两方面的考察之后，运用两重证据法，对目前的夏史研究作出一个概况性的判断。

3、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史态度。通过可靠的理论方法来着手解决实际问题。面对材料有

质疑精神。当材料不足时，能够有客观认识，不盲目下判断。同时有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重点与难点]

重点：关于夏代王位传承方式的文献记载和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

难点：夏代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尚不能完全相互印证，目前的夏朝历史带有推论性质。

说明：

1．夏代王位传承方式从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是从“公天下”变为“私天下”的典型标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是理解考古中的夏文化的基础。

2．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相互印证，可靠的恢复古代历史原貌。

但关于夏代的两方面材料都有缺陷，故尚不能很好的相互印证。要根据材料得出这一结论并且准确理解有一定难度。

[教学设计]

1、导入新课

教师讲述胡适先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运用实证主义原则，直接从东周讲起，一改以往传统治学的风格的故事（见资料附录1）。说明历史所研究的是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件人物等，但是研究者是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呢？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史学研究方法。只有所用的材料是可靠的，那么得出的结论才可靠。面对今天的课题——夏朝，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尽可能把材料做实，最大限度地去恢复夏

朝的历史真面目呢？由此引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2、利用关于禹传位给启这一历史事件的四段文献讲授利用文献记载研究下文化的困

难。

（1）在“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传承方式的改变。那么禹传位给儿子启这个标志性事件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教师层层设问，既然是相同的历史事件，为何文献的记载不同？

（3）利用文献研究夏朝历史的困难。

3、讲授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学成果和困难。

4、小结

[资料附录]

1、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

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

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传》易竹贤湖北人民出版社

2、文献一：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

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文献二：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孟子•万章上》

文献三：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也，其实令启自取之。

——《战国策•燕策》文献四：益干启位，启杀之。

——《竹书纪年》

3、

——图片资料来自新华网4、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夏我国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调查夏墟的过程中来此调

查，并确定了其帝都性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如果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拉开了探索夏文化的序幕的话，二里头遗址的初期发掘则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当时二里头文化遗存为早中晚三期。夏鼐先生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1年10期)一文中总结道，“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期保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与洛达庙出土的接近，可以说是种商文化。”还说：“根据文献记载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工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象文献所表示的那样属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屑于夏文化的可能了。”他准确地抓住了二里头遗址初期发掘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如二里头早期(后来的第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同—性，二里头晚期(后来的第三、四期)，与商文化的同一性；而中期(后来的第二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