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课程前言
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据统计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2010年据日本内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经说过，世界上还从未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对中国经济的一片赞扬声中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就指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新中国到底经历了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又是如何化解的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温铁军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来为我们拨开迷雾揭示中国的真实经验，让我们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

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务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王鲁湘：温教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我记得是上一次我邀请您，就您的最近的这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来专门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演讲，这本书现在我已经拿到手了，出版了，《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标题非常耸人，标题非常耸人。

温铁军：对不起。

王鲁湘：那么您这八次危机是指1949年，就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到今天的这60年间的八次危机，是这个时间段来的。

温铁军：稍微纠正一下，我原来想把1949年到1950年那次危机放进来，那次放进来的话就是九次，因为1949年到1950年那次危机是民国以来高通胀危机延续了13年的一个尾
声。

王鲁湘：一个尾声。

温铁军：所以就没把它放进来。

王鲁湘：对。

温铁军：如果要把那次放进来的话，那次危机的特征也很明显，1949年到1950年按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几，没算那次，所以我们现在是八次，所以这个算账是从5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开始算起的。

王鲁湘：那么我们过去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上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这个词是一个核心词，但是这个危机似乎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中间，社会主义是没有经济危机的，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讲中国曾经历史上，就在社会主义的阶段里头有过经济危机。

温铁军：你说得有道理，就是我第一次提出危机论的时候是1988年，当年批判我的人就是你的这个说法。

王鲁湘：用的这个观点。

温铁军：说你怎么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周期这样的规律拿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那个时候这个批判是我无法应对的。

王鲁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温铁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希望这次我们的讨论，包括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听众、学生们，希望你们千万。

王鲁湘：去意识形态。

温铁军：去意识形态，否则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

王鲁湘：按照你的这种对60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实践的这一种观察和大量的数据的统计，您是确确实实的总结出了有八次危机。

温铁军：是的。

王鲁湘：那么这八次危机就是，当然这里头有一个还是回到一个这个理论原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给危机下定义？
温铁军：还是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我没有新的定义，只要你去意识形态，你就能够把经验归纳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王鲁湘：您这本书其实这个一笔红颜色底下还有几个白色的字，中国的真实经验，这几个字其实非常的重要，就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您总结出来的真实经验，但是我大概的了解了一
下，您这本书的这个内容以后我说句老实话，我有一点倒吸一口凉气，为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和总结，百年以来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精英人物选择的这条道路在您看来实际上是错了。

温铁军：不是，没有对错，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去价值判断，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评价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说这过程已经发生了，那对于学者来说他的责任是去梳理、归纳、分析、总结，如果说我这里边有点儿什么价值导向，我是觉得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膨胀、资金短缺的国家激进不得，中国人激进了一百年，现在再不改，我们不是一般的去受这种所谓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约束，而是受到了环境、气候，包括进出口，包括所有的一切，就是今天的约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约束或者理念的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有着这样一个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束是不可解的。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欢迎温教授为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大家欢迎。

解说：1949年到2009年，回顾建国60年的历史，中国已经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中国到底发生过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与引进外资有何关系？中国经济危机化解的真实经验是什么？《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正在播出。

一、中国经济危机的规律性梳理
温铁军：为了表明我们做研究的一个目的，我先出一张片子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到处去讲中国特殊论，那其实是不可能做国际话语的建构的，上边这张图是美国的周期，经济危机周期的规律，它的经济波动最大的波幅发生在一战和二战这种热战期间，中国也同样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这个是统计数据，中国的波动更多的发生在冷战时期，现在我们烫平波动的能力要强得多，这个片子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第二张片子，就是完全把中国的经济波动过程做了一个规律性的归纳。

我们指出中国有四次先后有四次引进外资，大家都以为中国是1978年以后才改革开放的，其实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就已经对苏东开放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制裁中国不可能对西方开放，当时只有苏东国家可以向中国投资，所以那次外资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外资，而且以苏联外资为主，所以50年代就是所谓对外资开放，而且是当时也是无条件开放，因为在战争这种压力之下。

那60年代是中苏交恶，所以不光西方封锁，苏联、东欧也封锁，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只好自力更生，所以整个60年代中国是没有外资的，但是中国在60年代必须还当年外资进入
所形成的外债，所以整个60年代是艰苦奋斗的，确实是大家生活非常差，是穷困的，到7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从1972年引进西方资本，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外资，这就和1950年代，那个十年引进苏联资本的差不多，1950年代的苏联资本进入中国是54亿美元，1970年代的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是43亿美元，差一点儿，但接着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的陈云、邓小平、华国锋等等这一批，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这些人，在70年代延续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引进外资，只不过提出的数量更大叫82亿，叫“八二方案”。

周恩来、毛泽东的“四三方案”和邓小平、华国锋的“八二方案”在整个70年代构成了一个12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那就比50年代多了，就是50年代的两倍半了，那任何外资进入都会转换成外债。

外债都会表现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都会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就导致就业下降，我们过去不说失业，我们过去苏联停止外资的时候，停止资本投入的时候，我们遭遇的1960年那次危机，那次危机有多大失业规模呢？如果你们好好的查查数据，你会发现最高的，就是在1959、1960年这个阶段，最高的就业一亿三四千万，然后一两年危机打击之下，下降了多少呢？下降到大概只有不到四千万，也就是说你其实排斥掉的就业排了多少呢？两倍于你后来留下的就业人口，减掉了大约八千万左右的就业，这个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如果说你只有一亿四千万的就业，突然减掉了八千万就业，失业率多少？我们没算过，而且也不承认这叫做失业，为什么？因为你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哪儿来哪儿去，50年代我们动员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力进城，就像要搞“三通一平”，你总得是挖土方修马路，这些人哪儿来哪儿去，你回去了，不算账，这一下就接近两千多万，因为你当年动员了两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一遭遇危机你让他们先回去了，接着城里人下乡又是一千多万，这就得三千多万，算大账我们光用这种行政手段就直接减少了三千多万的就业。

你们如果有机会在国际上做交流你会发现，你们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你说，我在某个年代出现了几千万的失业，他都会吓一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当他听到几千万失业的时候，只要他是一个做政策研究或者做经济研究的人，他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你们去看看今天欧洲，你把整个欧盟国家的失业加总，多少？要能达到一千万它就已经是很大的数了，但总之我们说一次大规模失业，就每次大规模失业的前提都是财政的严重赤字。

我们这么看，看下来它是一个每一次大规模进入外资，转化成严重的外债，外债转化成赤字，赤字转化成失业，那每一次外资进入，在一个十年的期间内，它会导致差不多两次的
危机，这个就是一个规律性的梳理，对不对反正我尝试着做一做，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专门解释改革开放之前，它的截止的这个点大家注意看是在1980年，是因为1980年可以作为一个起止点。

我们把1980年之前叫做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1980年以后叫做中国工业化形成了产业资本之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阶段，那从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叫做产业资本过剩阶段，如果这么看这个阶段是清楚的，我们一定要把你构建理论解释那个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起点之上。

二、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危机
所以我倒是觉得把这个经验这样去做归纳，相对来讲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你想进入工业化吗？那你就得原始积累，而任何资本当它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积聚的时候，都会同步带来风险，而这个风险同时积聚随资本积聚风险集中，它就一定会表现为危机爆发，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看50年代，我们这几个数值大家可以看，你就看凡属于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一定是投入下降，投入下降的这个年份一定危机爆发的，所以我们说开始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打来了一个重工业，要不是朝鲜战争，谁会给你上重装备工业呢？
1950年朝鲜战争，苏联紧急向中国境内大规模转移重工业设备，这时候突然谁接了重工业设备呢？当然不是私营个体经济，更不是中农富农，国家接了，因为是战争状态，国家接了就变成国家资本主义，而在那个年代，党内外都没有讳言过我们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到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形成结构的时候，就开始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在毛泽东那儿说得很清楚，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1953年中共中央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提法，开始提出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发现它跟私人资本主义之间是有竞争的，于是乎有了改造，这个改造既包括在城市改造私人资本主义，于是乎我们195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内涵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才说只不过我们重新把这个50年代先搞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后搞了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原始积累整个延续在50年代，那好了，50年代我们说到1960年，这个十年原始积累的代价总爆发的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这就是典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移，这个转移是有效的，大量农民工你给我回家，城市里不能安排的青年学生你们给我下乡。

从此就导致了危机代价转移的路径依赖，我就是第二批上山下乡的，不仅是我，我们全家，包括我生长的那个环境……学校解散，老师下乡，财政不能养活你们了，为什么赤字太
大了？所以我们说这几次我们其实稍微做点儿分析都会发现其背后有政府财政，那个挥不去的手，它在那儿起作用，所以第一次危机我们说靠上山下乡解决了。

接着中国进入60年代的自力更生，你完全没有资本，当资本趋零的时候怎么办？工业化内生性的机制为叫做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但是也因此就导致你必须服从那个外资，所以在50年代苏联资本进入的时候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于教学科研体系全部是按照苏联模式构建，那个年代叫做全盘苏化，因为中国当时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识到全盘苏化对中国的主权是有威胁的，所以就在全盘苏化方兴未艾的195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反对全盘苏化，并且明确向苏联提出，我们不能接受老子党。

所以1955年到1956年是中共和苏共之间开始所谓批评，批评性的谈意见的时候接着就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中国收回了苏联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和苏联在华的权益，于是乎双方开始从两党的互相批评转变成了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的断裂，那就导致了1957年苏联不再向中国提供这种整体援助性的投资，那你大规模重工业的这种发展模式陡然就中断了，且不说没上完的项目成半拉子工程就像我们说烂尾楼那是绝对损失了，上了的项目人家当年给你投资的时候可是连厂长带工程师带技术员带工人都派给你的，派的代价很大，一个厂长拿中国国家主席工资，一个工程师拿中国部长级工资，一个技术员拿局长级工资，一个技术工人拿中国处长级工资，用这样的代价你又拿了资本又拿了技术，全部转变成你的债务。

当它停止的时候，那就不仅是你资本归零，而是负，你得还，所以出现了60年代的一系列问题是因为这么大规模的投资进来它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增密形成的经济不能维持，你不仅要自己想办法维持，你还得把人家给你投的这部分去还掉，拿什么还？稀缺农产品和稀缺矿产品，你自己尚且还不够，你又得还，60年代就是你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60年，1961年，接着当然1960年、1961年你一发生危机全球无论是东方、西方都对你封锁的时候，你是个孤立国家，你就得备战，再加上那个时候又已经客观上周边都在发生冲突，但是实际上你的周边环境是高度紧张的。

于是乎为了保住这点儿工业家底搞了三线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把沿海和大城市的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这种转移哪一个说会转移出效益来？会产生新的增加值，你只能把原来的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打破，分散到山沟沟里边去，是增加成本还是降低成本？这时候谈效益几乎是相当于谈儿戏，不可能，于是乎这种大规模三线建设投资是两千七百多亿也转化成债务负担，就有了1967年，1968年的第二次危机，所以我说一次苏联资本进入引发60年代两次危机，这个是个客观经验的归纳。

接下来我们看60年代因为你是资本趋零的，甚至是资本为负的，那你靠什么来渡过这
场危机呢？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宗主国投资突然停止的条件下，都深深跌入发展陷阱不能自拔，这儿也是，在零线以下，这个横线是零值线，在它下边儿跌进去，能爬出来吗？靠什么？这时候政府的政策就得转向亲人民，所以人民万岁在60年代是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得用成规模的劳动力，高度组织化，集中起来投入才能替代归零，甚至为负值的资本，所以中国的真实经验就是它在60年代用劳动力的规模投入替代了负值的资本，我们叫做L替代了K，才有中国走出这个陷阱的可能。

那接着从70年代开始中国要调整结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自主的工业结构了，那就要调整结构，因为我们缺重少轻，所以70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四三方案”，开始对西方资本开放，西方资本一进来立刻导致和50年代苏联资本进来同样的毛病，大家知道1974年中国出现赤字突破百亿。

那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个能人，把他请回来管理经济，其实就是你的赤字过百亿了，过百亿那又不能维持了，于是乎又向农村输送知识青年，1974年就变成了第三次知青上山下乡，现在你们这些年轻孩子们的父辈儿是那第三批，我们现在都已应该是爷爷辈儿的，我们是第二批。

第一批是1960年那批，所以这样三次上山下乡在毛泽东时代就都是城市发生危机，向农村转嫁的一种有效手段，什么时候不能转嫁了呢？1976年毛泽东死了，1977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引进又迅速造成严重赤字，这时候不仅不能下乡了，还得回城，回城就是四千万待业，1980年的危机爆发就是因为大批知青回城，原来城里的吃闲饭的不能往外转，于是我们出现了四千万待业，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解说：在中国城乡二元的结构中，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软着陆，农村是危机化解的重要承载器，可是当危机无法再向农村转嫁时，经济硬着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21世纪的中国，下一步发展往哪儿走？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唯一的比较制度优势又在哪里？《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正在播出。

温铁军：说到这儿的时候总结一下1980年以前这个过程，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社会问题，怎么形成二元结构的？就是因为你的资本增密，技术增密一定排斥劳动，每次危机爆发你要向农村转嫁，于是乎从195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你要靠你自己力量来搞工业化就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这个东西本身是农村大量的把它的所谓剩余贡献给城市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农村有两个粗粗的箭头在向城市提供廉价农产品，产生剪刀差，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劳动替代资本，这就是中国形成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

三、中国工业产业化阶段的经济危机
我们再看当代1980年以后的危机，每一次高增长都带来一次对农村资源的大规模占有，我们这么算下来，我们院有一位教授叫孔祥智，我们的老一辈的教授算过，1978年以前城市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不到一万个亿，从农村通过剪刀差就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就占有了大约七千亿到八千亿。

也就是说城市固定资产如果这么算账的话，百分之七八十是从农村通过剪刀差获取的，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怎么完成的？从农业提取积累完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的双重贡献，不仅贡献原始积累，大量地向你提供剩余，还得承载城市危机的代价，这样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是有这个，就是农村是个承载体，如果我们看这个从1980年以后，每一次改革其实都是政府在甩掉最不经济的部门，那叫做政府退出，我们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有个进入退出的概念，所以当政府从农业提取积累的时候，政府进入了，农村搞了集体化，当政府可以从工业占有收益的时候。

1980年以后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80%以上来源于城市工业了，于是乎政府从农业退出，农村恢复到大包干，这个是1980年以后发生的，那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四千多万待业青年满街逛悠怎么办呢？单位制，那就是你们这些国有企业打开大门让年轻人进厂顶替，并且提出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也就是说我要你别讲效率，你们给我先把人吸纳进厂，当然后来又说你们冗员充斥。

于是乎让你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际的客观经验过程无外乎是这个危机既然不能向农村转嫁了，只能在城市硬着陆，硬着陆就得由城市单位制来承载这个唯一代价，承载的结果就是使得企业变成无效率。

同期推进的什么呢？政府宏观财政的宏观政策甩包袱，那就是利改税，拨改贷，跟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叫分灶吃饭，所有这些甩包袱的措施最后都使中国在80年代这场危机硬着陆砸在城里之后，算是由单位制和甩包袱改出了危机，但其代价非常巨大。

一个代价当然就是国企无效率。

第二个代价就是当你要求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的时候就出了一批官倒公司，接下来我们看在危机过程中间，出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原来尚可集中权力的中央政府突然因苏联停止投资而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大幅度下降，这就是1957年，从此在漫长的六七十年代，乃至于到八九十年代，中央政府财政占比都平均在百分之二三十，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财政占比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1994年以后朱镕基搞了分税制改革，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才是50%各占一半，中央政府才有点儿财政能力，向地方做专项投资，才能调动了地方经济，否则就是政不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