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是错误说法--(相声谬误百种之十六)

“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是错误说法--（相声
谬误百种之十六）
之前听过两种关于相声的说法，一种是说相声这门艺术是“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另一种被写入书中的说法则是“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准确。

“上海赚钱”指的是京剧不是相声
第一种说法“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说的不是相声也不是曲艺。

上海从来就不是一个相声码头，北方的语言艺术在长江以南也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主流艺术。

解放前上海没有过曲艺团，解放初期刘宝瑞、张永熙等人在上海成立过曲艺团，但仅是昙花一现，存在只有两年。

旧时相声艺人大多游走江湖，除了天津北京，几乎很少在一地久留，因为各地对于相声的欣赏基本上都属于猎奇的性质，久驻一地便不再有新鲜感。

只有在京津两地，相声才属于本土艺术，才拥有有规模的市场和观众群。

其他各地方因为语言隔阂以及艺术氛围的不同，不会对某一演员形成长久的喜爱和追捧，基本上是把这个演员的全部代表作听完了也就失去了新鲜感，上海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旧艺人没有谁是在上海赚到钱的。

而且，长江三角洲有一种与相声表演方式接近的艺术形式--上海滑稽戏，从形式上更像是用江
浙方言来表演的相声，因为语言优势，比相声在当地的演出效果要强很多，所以相声在上海并没有多大市场。

十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在常州举行的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活动，颁奖晚会上王汝刚表演的一段滑稽戏演出效果极其火爆，当时记得姜昆先生在后台感慨道：“人家这效果真是山崩地裂，咱们到了这儿根本跟人家比不了！”事实也是如此，相声在上海从来就没形成过气候。

既然上海不是相声的宝地，那么上述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的说法，其实指的是京剧演员，据天津文联原党组书记孙福海先生讲，这一说法始于著名京剧演员金少山：“当时黄金荣的一个剧场演出，求金少山去，说明天您来一场，挂您的水牌子，金少山说我不去，黄金荣听说气得把手枪拍到桌子上说：不演就枪毙。

就这样他都没去，没去也没辙，黄金荣知道枪毙不了他，演出时没有他一张票也卖不出去，有了他就一票难求，后来黄金荣只能给他个台阶下，他才去演，果然场场爆满。

”金少山1943年到上海出演于皇后大戏院，门口的“客满”牌，竟达六个月之久不能摘下，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而那时上海京剧演出场所至多，京剧艺术之风靡，票价之高也都是全国之最。

所以这个“上海赚钱”是来自于京剧界的。

前文说过，旧时的相声演员都是行走江湖，居无定所的，虽以京津二地为主要生活场所，但基本都是哪里能赚
到钱就到哪里去演出，真正落在某一地方都是在解放以后。

所以，孙福海先生认为：“北京学艺，天津走红，全国赚钱”的说法应该更接近于事实。

“济南踢门槛”无此一说
济南著名的相声园子“晨光茶社”其实建立时间较晚。

天津籍相声演员孙少林于1943年在济南创办了晨光茶社，晨光茶社成立后,孙少林前往天津,邀来了一批颇有造诣的相声演员。

京、津、济三路相声前辈会集济南,组成了晨光最早的艺术班底。

张寿臣、马三立、刘宝瑞、常宝堃、郭全宝、白全福等一大批相声演员彼时都曾在晨光茶社献艺，济南在那个时期成为了继天津北京之后的第三个相声码头，但必须说明的是，孙少林来天津是“邀角儿”而不是请大家去“踢门槛”的。

按一些人的解释，所谓“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是说当时的相声名家只有在北京天津小有名气之后，才敢到济南晨光茶社演出确立自己在全国的名气。

按这一说法，没有来济南演出过的演员难道就不能确立他在全国的名气了吗？
事实上，当时受孙少林之邀赴济南晨光茶社演出的大部分人早已是名动京津的相声演员，来济南并不是为踢门槛的。

相声的所谓门槛对张寿臣、马三立、刘宝瑞、常宝堃
这些位大师有意义吗？当然也确实有一些那时还年轻的演
员在晨光茶社得到了锻炼，比如李伯祥、赵振铎等人，但这二位也并不是在济南成名的，都是后来回到京津两地之后因为艺术的逐渐成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成为一代大家的，所谓踢门槛之说对这二位也不成立。

况且，把“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说成是相声界普遍认可的规矩，就太扯了，京津两地五六十年代成名者也不在少数，大多没在济南锻炼过，如果“济南踢门槛”是规矩的话，那未免有太多的人就不规矩了，都不规矩的所谓“规矩”，那还是规矩吗？
“北京学艺，天津成名”是准确的说法
京津两地，都是相声艺术的最重要阵地，可以说，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天津则是相声的发祥地，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的相声演员或是自己或是祖上，北京人居多，这和北京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关于这一段，为何那么多北京的相声演员最后都落在了天津卫，天津为什么多次成为相声复兴和改革的源头，之后本人之后会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多说。

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大批相声演员的主要活动地都在京津两地，甚至天津的相声演员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比北京的多，而行内公认的规矩就是“天津不红就不算红”，这也应该算是关于”天津走红“这一说法的由来。

既然京津两地都是相声的重要码头，那么为什么不说“京津学艺”，而是“北京学艺”呢？其实所谓“北京学艺，天津走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在天津走红的相声演员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学艺的，比如第三代相声艺人万人迷、马德禄、郭瑞林，第四代相声艺人张寿臣等，这部分在北京学艺的相声名家无论在艺术造诣上还是在名气上都占主流，所以才形成了这种认识。

关于相声演员“天津不红不算红”的说法，基本上是老辈相声艺人的共识。

据《相声行内轶闻》记载：“1940年，他（侯宝林）回到天津与郭启儒合作，在南市“燕乐”戏园演出，并在广播电台上播音。

从此，开始享名。

他幼年时苦练喊嗓子的功夫，是有成效的。

青年时代的侯宝林嗓音量，底气足。

他接场时的头一句垫话‘适方才某某某演唱了一段’，‘适方才’三个字高亢清脆，一出口就赢得满堂掌声。

没多久，他就成了异军突起的名角。

”侯宝林自己也多次承认是在天津成名的。

再比如说苏文茂，1944年开始在北京启明茶社学艺，1945年被师父从北京召回在天祥屋顶演出，佟浩如、常宝堃先后为他捧哏，之后三个月由常连安为他捧哏在中行、华声两个电台表演，从此一举成名。

侯宝林、苏文茂都算是“北京学艺，天津走红”的代表，而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相声
演员都是在天津成名的。

所以所谓”北京学艺，天津练活“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京津学艺，天津成名，全国赚钱”的说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