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然而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确定北上抗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在现行的出版著述和报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黄良成：《忆长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二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经过整编北上抗日。”（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或者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继续北上抗日。”（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版，第364页。）三说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推动当时正在发展着的全国抗日运动，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继续北上。”在毛儿盖，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红军必须迅速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逼。”（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227页。）显然，以上几说是不同的。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一、为粉碎蒋敌“围剿”，保存主力红军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纠集了一百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结果是根据地愈打愈小，红军愈战愈少。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加缩小，给养更加困难，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因而中央红军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提出了突围转移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十月九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签发了《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指出当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指出“经过整顿补充之后，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应即适时的提出政治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红军总政治部提出的这一政治工作任务和政治口号，说明了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突围转移，开始长征。据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回忆，出发前虽然在广大指战员中没有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但是各部队也分别向干部说明了这次战略转移的目的。黄良成《忆长征》一书记述，红八军团政治部在长征出发前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的紧急会议，“政治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军委转移阵地的命令”强调这次转移“是为了使主力转移到更有利于打击敌人的方面去，是为了机动作战，为了最后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肖锋《长征日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记述“出发已六天，林政委说，要在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一切为着苏维埃，到无堡垒区去打仗!”。据一九三六年艾平《占领古陂圩》一文记述，红四师十一团奉命夺取古

陂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指战员们高唱着胜利反攻的新歌，歌词是：“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歌词鲜明地表达了红军突围长征的目的。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第五次战役仍没有定局。它没有能达到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个预期目标。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根据地去。”那么转移到哪里去呢?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而后西进，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肖锋《长征日记》十一月十二日记述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到红三团召开政工会议，“说明了部队到外线作战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提出的口号是：赤化湘西南，与贺龙、肖克部队(按：即红二、六军团)会合，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一文记述，当中央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有如下判断，认为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可能“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从以上材料可见，红军长征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在内线作战遭到失败而被迫转移，目标是沿着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南，会合红二、六军团。以后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突围长征的意图在于“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很显然，中央红军长征是开始于被迫的战略退却，而不是主动的战略进攻，目的在于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围剿”。

那么，以被迫转移开始的红军长征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又有何联系呢?应当看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曾经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宣布“对日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又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反革命军事“围剿”，因而红军对日作战无法实现；相反，由于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残酷的反复的“围剿”，“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成为党和红军所面临着的最现实、最突出的主要矛盾。所以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红军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转移到新的地区，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前，即一九三四年七月，为了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打乱敌人部署，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命令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行转移。七月十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斗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红七军团随即进军福建，并北上和赣东北的红十军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