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石赵政权是以西域胡人为首的羯胡在中原地区建立最早的甚至是惟一的一个政权。（注：本文所说的西域胡人主要指祖居中亚地区的印欧人种。）鉴于这一政权建立者的民族特点，它在介绍、弘扬西域文化，使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更加深入地流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羯胡的构成与石赵政权的“崇胡”政策
羯胡的族属构成，很多学者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载：“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卷九五《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时称为别部，意为与匈奴本非一族。被称之为羯，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居于羯室，晋朝之杂胡皆可称为羯。《晋书》曾以“羯贼”称呼刘载、刘聪与刘曜。《南齐书》以“羯胡”称卢水胡等都可作为例证。而严格来说，魏晋南北朝史书上的羯胡则限于河北区域内（亦即山西、河北间的新徙诸胡）。《文选》卷五十九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凤《晋书》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大体言之，匈奴族与其他各族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多种杂胡。但是羯胡在种族上还是有别于其他杂胡的。羯胡不仅领袖是西域胡人，而且整个民族中西域胡人占了很大比重。
羯胡中包含了很多西域胡，是有很多证据的。首先，从相貌上说，羯胡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这是典型的印欧人种，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第二，羯胡中有西域胡姓。如石勒家庭的姓氏为石姓，很有可能即是昭武九姓之一，表明其来自于石国。谭其骧先生认为羌渠即康居之异译。（注：见谭其骧《羯考》，载1947年1月9日《东南日报》副刊。）我们知道，康国是昭武九姓的宗主国，文献中往往以它来代表其余的昭武九姓国；居于其地的民族称康居，它们与石国的居民可能是同一民族。另外，羯胡中尚有支姓（可能来自月氏国）、白姓（可能来自龟兹国），另外还有人名粟特康，更明显地表明其来自于粟特康国。第三，羯胡的葬俗是用火葬。《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记载，石勒曾下令“其烧葬令如本族”。而石国正是盛行火葬的。《隋书》卷八三《西域·石国传》云：“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石国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第四是宗教。据《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记载，石虎死后，汉人冉闵欲有不利于羯胡之举动，“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而胡天是西域之神，祀胡天乃

是信仰祆教的标志。第五，在语言上也有是蛛丝马迹表明羯胡的祖先来自昭武九姓国。《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记载石勒的祖父名耶奕于，与石勒的父亲“并为部落小率”。耶奕于，应该即是波斯语的eelkhāny，现译伊儿汗尼，意思正为游牧部落首领。大家知道，昭武九姓国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族。
以上的这些证据，足以说明羯胡是一个包含了很多西域胡的杂胡，这些西域胡人作为匈奴部族的一部分而内迁，因此，当石赵政权建立之后，它的政策也就明显地具有“崇胡”的特色。如石赵严禁称胡，号“胡”为“国人”。对一切带有“胡”字的物品也作了相应的改称。《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豆”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改名。名胡饼曰‘抟炉’，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太平御览》卷六八○引《赵录》：“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抟炉’，石虎改曰‘麻饼’。”这决不仅仅是称呼上的改变，而是表明西域胡人与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人种与文化。石勒与石虎重用来自于龟兹的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关于佛图澄的国籍，《世说新语·言语》“佛图澄与诸石游”条刘孝标注云：“不知何许人，出於敦煌。”《晋书·佛图澄传》云佛图澄为天竺人，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引《中古丘城寺碑文》云佛图澄为“天竺大国罽宾小王之元子。”恐怕靠不住。从佛图澄姓帛这点来分析，似应为龟兹人。）佛图澄却在石虎时被尊之为“大和尚”，并亲自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爱，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注：《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49页。）可以说荣耀已经达到了一个和尚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汉族的政权会给一个异域人给予如此高的重视。石赵政权对西域商贾同样表示出热忱。据《邺中记》载，石虎“于铜雀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番客”。由于胡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尽管当时中原扰攘，战争连绵不断，但仍有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往于石赵所控制的中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云：“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注：《古今小说钩沉》本，收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搜神后记》卷二略同。）佛科

澄也常常让自己的弟子去西域买香。可见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并没有中断。
石虎对于佛教的尊崇也是“崇胡”政策的典型体现。汉人王度曾经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石虎答道：“朕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注：《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宗教上同化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强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立场。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这种崇胡的政策，由石勒开其端，到了石虎手里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与石勒相比，石虎是一个更加留恋本民族文化的统治者，他所信奉的宗教习俗、所喜爱的方技工艺、服饰饮食都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以下，我们分别述之。
二、西域宗教与方术文化对石赵政权的影响
佛教在石赵时期的广泛流播，与佛教高僧佛图澄的传教是分不开的。应该说，佛教的教义戒律与石勒、石虎，尤其是石虎那种残忍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奇怪的是，佛图澄是如何将一种对石虎的残暴行为有种种约束的宗教灌输给他，并获得尊宠的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结合西域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来宣扬佛教。
佛图澄不仅懂羯胡语言，而且深切了解羯胡的宗教、方术等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佛图澄的传教方式主要是通过预测、神咒、疗病以及其他种种方术来树立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而有些方术我们可以肯定是西域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如《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载：
澄左乳傍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肠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
据《朝野佥载》卷三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按：当作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僧为祆主。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
《高僧传》同传云佛图澄：“善能神咒，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同书卷三《译经下·求那跋陀罗附阿那摩低传》载：“时又有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
《佛图澄传》载澄曾经祈水，其法是：“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同书卷十《神异下·涉公传》载：“

涉公者，西域人也。……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苻）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这位涉公，应当是石国人。
总之，破腹出肠、麻油涂掌、祈水下龙乃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正是利用了这些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才使得石赵统治者较为容易地形成了对佛教的信仰。
当石虎对佛教产生怀疑时，佛图澄的劝谏也充分利用了昭武九姓国的文化传统，同传载：
虎以事问澄，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尚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也。”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
如果对一个汉族皇帝说他前身为大商主，他肯定不会高兴。可是昭武九姓特别善于经商，其人民自小即受商业文化的熏陶。《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康国》条引韦节《西番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唐会要》卷九十九“康国”条也云：“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此番话居然能让石虎深信不疑，“跪而谢焉”。
由于佛图澄充分顺应西域人的文化传统来宣传佛教，所以产生了广泛的效果，石虎下书曰：“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注：《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自此，“中州胡晋略皆事佛。”（注：《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46页。）“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注：《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然而，在崇奉佛教的同时，羯胡也并未放弃他们传统的民族宗教——祆教。除上文笔者引录的祀胡天的材料以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祆教传统对羯胡的影响。祆教是崇拜火的，而石虎上台后，特意在宫中设置大型庭燎，《艺文类聚》卷八十“庭燎部”引《邺中记》曰：“石虎正会，殿中、端门外、阊阖前设庭燎，皆二，合六处，皆六丈。”《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上》载：“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这种设备，显非普通的庭燎，而更接近于祭圣火的祭坛了。
另外，石氏家庭对龙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石勒字世龙，石虎字季龙，在石虎的宫殿宛囿中，龙是为常见的装饰。据《邺中记》载：“华林园中千金

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箱，西向，龙口金樽受五十斛。”又云：“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石虎三台及内宫中镜，有径二三尺者，纯金蟠龙雕饰。”他还将虎头盘囊改为龙头盘囊。众所周知，汉族的文化传统是喜爱与尊奉龙的，汉人一向被称为“龙的传人”，那么石虎的这种行为是否是受了汉文化影响后被同化的呢？如果进行更周密的考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汉族并不是惟一的“龙的传人”，西域也存在着对龙的崇拜。在古文献记载中，屡屡提到西北胡人对龙神的祭祀。《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曰：“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还有的文献记载，焉耆人本属于龙部落。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曰：“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而焉耆的吐火罗族以龙为姓氏，于阗文和藏文文献亦称留居中国西部的小月氏为“龙家”。而且，吐火罗语中的神（A方言作，B方言作）与龙（A方言作nāke\nāk，B方言作nāge\nāg）是同源的。（注：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9-80页。）这一切，都说明在西域地区操吐火罗语的民族中存在着对龙的崇拜。据林梅村的推测，西域龙的原型可能是马，如果这种推测属实的话，那么西域龙的造形与中原龙会有较大的不同。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尚难得知石虎所崇奉的是西域龙还是中原龙，但是从石虎的族源分析，他对龙的崇奉，很可能是西域宗教习俗的一种反映。
三、西域工艺、服饰在石赵时期的流播
石虎在中尚方专设织锦署，“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可以织出各种品种的锦锻。“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注：（晋）陆《邺中记》，四库全书本，第8页。本文引此书全同此本。）除了各种锦以外还善织毛织品“罽”，《邺中记》说：“石虎御府罽，有鸡头文罽、鹿子罽、花罽。”
我们知道，织造锦锻与地毯是波斯人的一项传统

工艺，很早就有制造。波斯的织锦一开始是用金银线，波斯古经(zaranaēne upasterene,Yast xv,2)里就提到金地毡。据说波斯王薛西斯赐给阿布德拉市市民一项用金子交织的王冠。随从亚力山大的历史学家们常提到波斯的这种锦锻。（注：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6页。）普通原料是亚麻与羊毛，后来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他们用丝绸并利用自己独特的工艺，就能织出五彩缤纷的波斯锦锻。与中国主要以平纹组织和经线起花的织造法不同，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传统主要是斜纹组织，以纬线起花。（注：参见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收入《考古学论文集》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2页。）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波斯就以其锦锻而闻名。《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波斯国”在谈到其国王的穿着时说：“其王……衣锦袍、织成帔。”《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滑国”条载，“普通元年(520)，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在提到“波剌斯国”的时候也说人民“其形伟大……衣皮褐，服锦毡。”这种织造工艺应该很早为西域地区的伊朗语系民族所掌握。据考古发掘，斜纹的毛织物，在新疆曾发现于东汉的遗址中。（注：斯坦因：《塞林提亚(Serindia)》，第547页，图版ⅩLⅧ(M·X·002a)，转引自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下册，第492页。）而斯坦因在阿斯塔那6-8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许多波斯式的织锦，都是以纬线起花的斜纹“重组织”的织锦。据阿克曼的研究，斯坦因所发掘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猪头纹锦(Ast.i.6.01)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锦(Ast.vii.1.01)，很有可能是萨珊朝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所织制的。而在1959-1960年对阿斯塔那的发掘中，同样出土了猪头纹锦和立鸟纹锦。（注：见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第502-505页。）石虎尚方中的织锦署，主要是采用中国工艺还是伊朗工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石虎如此重视锦与罽的织造，应该与这是一种波斯传统工艺有关，另外也表明当时宫庭中对锦、罽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对罽的需求与重视，更显示出西域文化的特色。
据记载，石虎为了引种西域的农作物，特意打造了一辆大车。《邺中记》载：“虎作蝦蟇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另外，石虎还命尚方解飞制作了一辆载有佛像的檀车，这辆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制作这种空前的大车的技艺可能来自西域。据东晋法显《佛国

记》的记载，于阗在四月一日至十四日举行的行像仪式上，就使用这样的大车：“离城四五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
在解飞制作的檀车上，还有十余个木道人。《邺中记》同条载：“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解飞所作还有所谓舂车木人和磨车，其原理与上述机关木人类似。《邺中记》载：“石虎……又有舂车木人，及作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凡此车皆以朱彩为饰，惟用将军一人。车行则众并发，车止则止。御史解飞、魏猛变所造。”
类似这种制作机关木人的技巧，在西域、印度的文献中屡屡可见。如《杂譬喻经》九、《经律异相》卷四十四中就载：“昔北天竺有一木师，大巧，作一木女，端正无双，衣带严饰，与世女无异。亦来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语耳。”逼真到一位画师误认为是真人，以手牵之，乃知是木。这样的情节，同样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六中。而在西域，这个故事有一个用A种吐火罗语翻译的文本，同样是叙述机关木女与画师的故事。（注：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148页。）可见，制作机关木人是印度、西域较早掌握的一种工艺，而在石赵时期，中原的工匠也已经掌握。
据《邺中记》载：“季龙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这与中原天子打猎的服饰是显然不同的。据《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汉仪，立秋日猎，服湘帻。及江左，哀帝从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袴。案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彭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袴，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无论是洒绩还是白袴，都是包头布而非帽子。而金缕织成合欢帽，乃是西域的一种服饰。
石虎对袴褶也有特别的爱好。《邺中记》对此的记载颇多，其云：“石虎时，著金缕合欢袴。”又云：“季龙又尝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缕带、五文织成靴（注：靴：靴的本字，与袴褶配套的鞋子。），游台上。”“石虎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著锦帢佩玉。”“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有皆著紫衣巾、蜀锦帢褶。”
所谓帢褶，就是上服褶而下缚帢

，其外不复用裘裳。此种服装属胡地传人。此名起于汉末，因为便于骑乘，所以成为军中之服。《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说：“帢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魏晋至南北朝，上下通用，皆为军中及行旅之服。据王国维考证，汉末帢褶为将领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为魏太子，驰骋田猎，亦照此服，自是复通行于上下矣。（注：《观堂集林》第四册，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081页。）尽管魏晋时这种服饰在中原地区已较流行，但毕竟不是常服，而以之施用以妇女，似是始于石虎。当时中原地区妇女的寻常服饰通常是深衣（即衣、裳相连，前后深长），隐领，袖缘以绦。以妇女为鼓吹，并且穿帢褶，着靴子，表明石虎不拘汉仪，显然是受了西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在石虎的带领下，这种服饰很快流行开来，尤其在北朝流传得更为广泛，成为常服、朝服，而北朝普通妇女也有穿帢褶的。
四、石赵政权在引种西域植物中所起的作用
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后，曾经引入了西域的植物。《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云，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在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也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宫馆旁，极望焉。”总之汉代正史所记载当时引入的植物主要是苜蓿与葡萄，而且引入者还不是张骞，而是李广利伐大宛后才开始引种中原。这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西域植物开始引入，后起诸书往往将这些植物的移植归功于张骞，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注：今传本草书无此记载，《太平御览》卷841“豆”引《本草经》有此条。）胡麻，《太平御览》卷841“豆”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麻。”（注：《齐民要术》卷二引《汉书》亦云：“张骞外国得胡麻。”今本《汉书》无此条。）《齐民要术》卷“种蒜”引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西京杂记》卷一“上林苑”：“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据《博物志》的记载，由张骞引进的尚有大蒜、安石榴、胡葱、胡荽、黄蓝。我们知道，今传《博物志》是后人辑录并杂采他书而成，既非全书，也有混杂。劳费尔曾经对这种将植物移植一律归功于张骞的说法进行过辨正。尽管出自于小说的记载不尽可信，但是也说明了以上事实

，那就是自西汉武帝以后，从西域引入进来的植物确乎不少。除上述归功于张骞的植物之外，还有所谓西王母枣。《西京杂记》载有：“弱枝枣、玉门枣、西王母枣、青花枣、赤心枣。”这种枣应该也出自西域，杨衡之说，西王母枣“俗传云出自昆仑山”（注：《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胡椒，《齐民要术》卷二“种椒”引《广志》曰：“胡椒出西域。”奈，曹子建《谢赐奈表》：即日殿中虎贲宣诏，赐臣等冬奈一奁，诏使温啖。夜非食时，而赐见及，奈以夏熟，今则冬至。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口为厚，实非臣等所宜荷之。《太平御览》卷九七○《初学记》卷二十八引明帝答诏曰：“此奈从梁州来。道里既远，（又东）来转暖，故奈（中）变色（不佳耳）。”（注：此文《御览》有脱误，今据《初学记》卷二十八引补。）此句《齐民要术》引明帝诏作：“此奈作凉州来。”按，作“凉州”为是。悉耶茗花：（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於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注：引文据《丛书集成初编》1352册，第1页。耶悉茗来自于阿拉伯波斯语Jāsamīn，读作yāsmīn，但西晋时期中国似乎尚不可能知道阿拉伯语，劳费尔怀疑此条材料乃后人增补。见《中国伊朗编》第155-156页。）这种作物的引种，决不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它与东汉以后匈奴以及所谓别部的不断内迁有密切的关系。那些原本生活在西域的民族保留了他们的生活与生产习惯，在中原的土地上开始引种西域的植物，并且取得了成功，这才有这么多西域物产在中原的裁培。而这其中石虎当政时的一此作法值得我们注意。《邺中记》载：“石虎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又云：“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椀，其味不酸。”
为了引种这些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精心围起苑囿，运来土壤，并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珍贵果种的生长条件。在此苑囿中，裁种了不少中原本无的名果。《邺中记》载：“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围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苑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甚至还做了一辆大车作为培

植这些作物的试验田：“虎作蝦蟇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可见石虎为了引种这些原本产自西域的植物，费了不少心思，做了不少努力。应该说，这种努力收到了成效，自石赵之后，在我国的北方，那些原产于西域的作物渐渐开始普及。《太平御览》卷九七○引《襄国记》曰：“龙岗县有好石榴。”襄国即今河北省邢台县，为后赵石勒所都，石虎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改为襄国郡，后魏复改县，隋改为龙岗县。据《晋书·地理志》载，当时异族政权所建郡县名称并不可知。可能后赵时曾在襄国地区建立过龙岗（或刚）县。（注：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卷二“安石榴”条注⑨，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222页。）总之，原产于西域的石榴现在河北地区开始有了优良品种。而在北魏时的洛阳，就有在大面积的西王母枣与句鼻桃的种植。杨衡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云：“景阳山南有查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自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又曰：“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而这一时期，石勒、石虎还为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这些植物、食物的本土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