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在认识自我的同时解读中国，在解读、构建他们眼中的中国的同时重新认识自我。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哲人形象
1. 在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将一个富庶、文明、繁荣的契丹蛮子国(古时对中国的称呼)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令他们叹为观止。

2. 14世纪中期，英国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其虚构的小说《曼德维尔游记》中再次用这一想象中美丽神奇的传奇国度，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

此后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

通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是由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哲人——孔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

四书五经赋予中国皇帝以贤明、旷达，使他们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于是一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哲人王”便诞生了。

当然，不管是17世纪的哲人王康熙，还是20世纪的哲人王毛泽东，都被西方人涂上了浓重的想象色彩和理想化色彩，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形象来改造自身。

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用它抨击暴政、挑战神学；20世纪的西方人则，试图用它来拯救被战火和功利燎焦的灵魂。

中国佬
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一变而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转为批判、憎恶、蔑视。

1.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日上刊登了一首诗，题为《一首为广
州写的歌》，诗中对中国佬约翰极尽丑化谩骂之能事，声称约翰牛逮着机会就会好好教训中国佬约翰。

2.在一篇题为《中国佬约翰》的小说中，哈特有这样一段描述：“持久的卑微意识
——～种在嘴和眼睛的线条中隐藏着的自卑和痛苦。

……他们很少笑，他们的大笑带有超乎寻常的、嘲笑的性质——纯粹是一种机械的痉挛，毫无任何欢乐的成分——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还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见到过一个中国人笑。

”@哈特有关中国的作品表露出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贯穿《中国佬约翰》的是华人的呆板、麻木和不可捉摸。

小人付满楚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美国对华人的排斥及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使13世纪成吉思汗遗留给欧洲的“黄祸”情结(Yellow Peril)席卷整个西方世界。

一时间，各种耸人听闻和肆意歪曲的言论混淆着世界舆论的视听，什么“黄带子将占领全球”，什么“上帝制造的最低劣的民族”会威胁西方人高贵的血统和纯洁的道德……不一而足。

1913年，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发表了小说《付满楚博士的秘密》付满楚成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角色。

一个很高、很瘦又很狡猾的男人，双肩高耸，长着莎士比亚般的眉毛，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一双细长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智慧于一身，这个可怖的男人就是付满楚博士。

查理·陈
20世纪20—4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感情又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西方人出于恐惧和西方中心论而创造出的付满楚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又被(主要是美国)看作欧洲和日本侵略的牺牲品，值得同情和怜悯。

1925年，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受檀香山一个华人侦探所的启发，创造了查理·陈这一形象。

如果说付满楚是邪恶妖魔的化身，查理·陈则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他具有处理复杂案件的非凡能力，在探测作案动机和与恶人周旋方面表现出老谋深算的智慧。

1748 年，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为转折的代表，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从盲目崇拜走向了理性辩证的审视态度。

随着“中国潮”的逐渐降温，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曾经神话般的描述渐渐被遗忘、丢弃。

至1792 年，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由于觐见之礼的问题被迫返回英国。

马戛尔尼回国后完成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将中国描绘成“蓝袍下露出泥足的巨人”。

以此为标志，西方对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全面瓦解。

1794 年孔多赛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评论到，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是已停滞不前、危机四伏。

9自此，曾经在西方人心目中无比神圣的中华民族，逐渐发展成低贱、堕落、不道德的劣等民族。

西方影视作品总的中国形象
最初出现中国形象的电影分别是：1896 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发行的《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1900 年英国人詹姆斯·威廉逊拍摄的《中国教会被袭记》。

1902 年美国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拍摄了《北京前门》、《天津街景》和《李鸿章和他的随从》三部影片。

六部默片电影的取材均是依托于当时中国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某种程度上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再现了清朝末期中国人的生活场景、生活状态和社会形态。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美国法典中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性法案。

在《排华法案》的带动下，“黄祸”意识开始蔓延。

同样，在好莱坞电影领域“黄祸”成为对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根据。

早在1917年，美国华登有限公司就出品了一部系列的东方大盗惊险片《潘特丽亚》。

这个“东方坏蛋”的扮演者就是后来出演“傅满洲”的华纳·奥伦。

1920 年派拉蒙——技艺家、名星——拉斯基公司出品了电影《邪路》，叙述了古董收藏家的秘书——一位美丽的美国少女，为了搜集古董来到中国。

但是被可恶的黄包车夫所骗，被卖进一家鸦片烟管。

这些影片的题材都是涉及中国恶人欺诈、神秘、惊险的故事，并且都以平民窟或者美国大城市的贫民窟作为背景。

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国（还有美国的唐人街）一直
被描写成是一块神秘和行使阴谋诡计的地方。

那里，坏事在紧闭的大门内偷偷地进行着，那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其也的确常常在发生。

”“唐人街的神秘气都用老一套的手法来描写：投射在墙上的一张东方人的不吉祥的脸，一只伸出手指的大手的影子威胁地指着，在垂下的帘子中间出其不意出现一把举起的匕首……”。

“故事地点发生在中国的那一些影片里，……下流的地方常是中国的拷问室、鸦片烟馆、赌窟，还有
被描写成设在上海、香港或是新加坡华人区的灯光暗淡的小酒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形象一改阴险、诡诈，被塑造成勤劳、质朴、善良、值得同情的形象。

这当然也与中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战期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时期，中国人面对强敌的顽强精神、追寻民族自由解放的精神感染了
美国民众。

《大地》（米高梅公司，1937）就是好莱坞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该片抛弃了对以往怪诞、荒唐、妖魔化的中国形象的刻画，而是用饱含怜悯的情怀来表现中国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顽强生存的精神。

电影《大地》将自己的视角投向中国的普通农民阶层。

近二十年来，好莱坞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尤其对华人形象的塑造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这种改变并不是说妖魔化、扭曲化的中国形象、华人形象退出了好莱坞的银幕，而是指好莱坞在对华人塑造方面发生了改变。

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好莱坞从妓女形象（以《大班》美美为代表）、地母形象（以《大地》阿兰为代表）、妖女形象（以“傅满洲”的女儿为代表），到今天塑造出了积极的“天使”形象。

一些功夫片影片在外国上映，外国人未必能准确理解镜头背后的深意，反而，主观的画面更容易让他们接受“依旧贫苦的中国社会”。

此外，在功夫片上，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功夫”已在世界掀起热潮。

《推手》里的年过半百的太极拳师朱师傅，被三个白人警察争相推搡却丝毫不动，《卧虎藏龙》里的李慕白飞檐走壁、轻功了得，甚至好莱坞的动画片都要来个《功夫熊猫》，将中国的传统瑰宝和动物珍宝合二为一。

这种“功夫形象”的输出虽然成功，但是，它的过热会不会带来新的弊端？这样的“功夫形象”会不会引发西方人对中国尚武、好斗的遐想。

因此，我认为，有甄别的将中国文化、中国电影进行对外输出，可以减弱西方社会对中国长期以来产生的偏见、误解。

相信随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我们不仅仅被塑造，而且可以自己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视野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几经波折，但是在波澜起伏之中又存在着一定的演变、发展规律。

“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现实中的中西关系，一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