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2018年“三学一讲”专题活动

“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2018年“三学一讲”专题活动

沈中阳

农工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主要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农工党自身也历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1930-1935）、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期（1935-1947）和中国农工民主党时期（1947-1949）三个历史阶段。

农工党成立后，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农工党成立后，邓演达积极联络反蒋力量，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农工党成立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一是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确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

二是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行动日报》等刊物，邓演达带头撰写发表文章，目的在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民运工作方面，中央先后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各地方组织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

三是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强调“军事第一”，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对现役军人，包括黄埔出身的、保定军校和各地讲武堂出身的以及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也包括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办法。对全国各个部队的种类、派系实力、驻地、训练等情况，都做了切实的调查统计。

四是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邓演达亲自指

导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18个省市设立了分会或支部，入会的黄埔同学近6000人，占当时全部黄埔毕业生（1期至5期）的一半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五是联络各地的反蒋军事力量。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如陈诚、陈铭枢、杨虎城、邓宝珊、冯玉祥等10多位军事将领，他们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与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意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将领加入了农工党。

不幸的是，由于党内叛徒告密，邓演达被抓捕，被蒋介石杀害。大批农工党骨干力量被抓捕、被羁押。武装起义没能继续实施。至此，农工党遭受到重大挫折。

2．参与策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的主力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与农工党领导人邓演达、黄琪翔等有很深的渊源。“一•二八”淞沪抗战，主力是19路军，当时黄琪翔在上海，与蔡廷锴往来密切，并积极主张19路军抗日。农工党组织了“义勇军”，编入19路军补充一团参战。农工党组织了“后援队”，为19路军提供物资支援。

“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农工党参与了“福建事变”的全过程，投入了能动员的所有的农工党的力量。但“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

“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再一次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农工党领导人陆续转移到香港。为积蓄力量，农工党领导人决定分散隐蔽：

主委讲党课·“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2019.06前进论坛19

黄琪翔、谢树英、万灿等赴德国。章伯钧、何世琨、郭冠杰、李士豪等渡日本。部分同志留在上海、北平和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民、丘哲留守，负责与各方联络。

3．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不管是武装倒蒋，还是“福建事变”，最终都失败了。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促使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流亡日本的章伯钧，在东京继续团结农工党同志，就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在德国的黄琪翔等，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活动。

1935年夏，日军向我国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领导人由此看到抗日的希望，于1935年11月汇集香港，研究重振组织问题，召开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确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决定响应《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决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等。

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标志着农工党历史的重大转折，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我们回过头去看，1930年农工党组建的时候，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地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的这种“联合战线”，实际上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被拒绝。

农工党在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1947年2月，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议再次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次会议上，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之后，根据大会确定的“整顿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加速发展组织，建立组织机构”组织工作方针，再一次开展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进一步明确方向，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路线。

4．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

1949年 1月，农工党领导人和其他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农工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农工党分别于1949年、1951年召开第五、六次全国干部会议。1958年11月，将全国干部会议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分别召开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摘编自党课原稿）

(作者：农工党天津市委会主委)

责任编辑 陈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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