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翻译理论观点概述

中外翻译理论观点概述

谈到翻译，首先要考虑的是翻译的性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许多非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或一些初学英汉翻译的人可能会产生肤浅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以为翻译无非是借助于词典，找到原语在译语中的对应词语，然后再将这些对应词语串起来。但翻译工作远非如此简单。它实际上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是运用一种语言将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转换过程。这一活动从语言出发，逐步深入，往往涉及语言表层之外的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两种语言之间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转换。因此，翻译活动以语言为基础，同时又涉及一些非语言的因素。

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是不同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语言起到了传媒作用，为了解决由于语言障碍而产生的交流困难，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就应运而生。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人类的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而客观存在是可以认识的，因此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关于什么是翻译语，中外人士有各自不同的表述。

唐代是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玄奘在唐太宗贞观2年出发去印度取经，17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657部，主持了机构健全的译场，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共1325卷。玄奘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即需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实际翻译工作

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一书中写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辞源》对翻译的解释是，“用一种语言表达他种语文的意思。”苏联著名翻译家巴尔胡达罗夫在他的著作《语言与翻译》中称：“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所谓翻译，最为完整的莫过于美国的现代翻译家尤金A.奈达（Eugene A. Nida）所下的定义了：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上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且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翻译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它对翻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经济、文化、历史、文学、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所以林语堂在译《浮生六记》后感叹曰“译事难矣”。鲁迅先生在论及翻译时也曾说过“为求一字，绕室终”的话。但翻译虽难却没有让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们望而却步，由于他们的艰辛努力，不仅出现了大量的优质译品，而且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翻译理论。从二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翻译三原则、鲁迅的“直译”、林语堂的“美学”、郭沫若的“创作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到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以及许渊冲新近的“优势竞赛论”和郑海凌的“和谐说”等。其中，傅雷先生于1951年提出的“传神”论，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翻译的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一致，这叫“意似”，是翻译的最低标准。译文同原文如果能在形式上和精神上也同时一致起来，或称“形似”和“神似”，这是翻译的高标准。然而，由于翻译中文化上的差别，“形似”和“神似”往往不可兼得。当这两者发生矛盾的时，人们往往取显而易见的“形似”，而舍弃需要细心体会才能得到的“神似”。应该说，在突出主题、渲染气氛等方面，“神似”所起到的作用都要大大地超过“形似”。因此，“神似”和“形似”不能兼顾时，我们应大胆地摆脱原文形式，着意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而钱钟书先生在1964年提出的翻译的“化境”之说则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文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就是原作向译文的“投胎转世”，文字形式虽然换了，

而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了，丝毫不留下翻译的痕迹，让读者读译作就完全像在读原作一样。

以上的译论都有自己的特点，是对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在翻译界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莫过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可以说它已成为了翻译的指导思想和译品优劣的衡量标准。

严复是中国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从光绪24年至宣统3年这13年间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表达自己的见解。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1898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对于我们今天的翻译仍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故季羡林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说道：“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