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一个多重匮乏地区在城市复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_KarenLeemin

欧洲的很多城市政策认识到在处理多重匮乏（M u l t i p l y Deprivation ）地区的城市复兴问题时，需要统一的、以地区为基础的方法。

然而，欧盟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历史条件各异，地方和中央政府结构以及城市组成的成分也不尽相同，实现统一方法的途径可能大相径庭。

在英国，对多重匮乏地区进行改造的焦点是对社区的保护，以及让现有居民加入到城市更新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Ginsberg, 1999; Social Exclusion Unit, 1998; 2001）。

而荷兰的想法恰恰相反，认为英国这样的国家采取的方法在多重匮乏区内保留了一大部分的低收入家庭，带来的是实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千篇一律，社会凝聚力较低。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1997年以来荷兰的住房政策把重点放在了城市重构上（Priemus,1998）。

这项政策实行多重匮乏区内的住宅存量多样化，鼓励社会混合，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数目。

实施这项政策的理由是，新入住的居民比现有居民富裕，能够作为社会和经济的催化剂，破除以低收入占压倒性基础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同质化（van Beckhoven 和van Kempen, 2003）。

本文分析了城市重构对阿姆斯特丹郊区一大片多重匮乏区带来的冲击，以及现有居民受到的影响[1]。

Bijmermeer ：背景和来龙去脉
此次研究的重点是一片名叫Bijmermeer （或Bijlmer ）的区域，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东南数公里外的Z u i d o o s t 的城郊。

Bijlmermeer 是一个大型的住宅项目，1960年代修建在围海低地上，缓解了荷兰战后住宅严重短缺的问题。

这些年来，Bijlmermeer
经历了数次行政管理方面的变化，目前归阿姆斯特
阿姆斯特丹一个多重匮乏地区在城市复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
Emerging Problem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Multiply Deprived Area of Bijlmermeer (Amsterdam)
Karen Leeming Tasleem Shakur 著 许玫 译
作者：Karen Leeming ，英国边山大学（Edge Hill University ）地方政策研究中心。

leemingk@ Tasleem Shakur ，英国边山大学国际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shakurt@ 译者：许玫，《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1] 文章的结论基于2001年至2004年的三年间，对Bijlmer 中心区和东部的居民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的、半正式的（semi-structured ）访谈，人类地理学的实
地调查以及一些研究访问（由个别学生和EdgeHill 学院进行）。

丹市管理，1987年以来成为东南都市区的一部分。

Bijlmermeer 力图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座现代化的卫星示范城，在设计上利用了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埃（S t a d s d e e l Zuidoost, 1994）的“功能城市”概念，居住人口可达5万人。

勒·柯布西埃提倡清晰地划分居住、生活、娱乐和交通区域，因此Bijlmermeer 被设计成无车区，高耸的建筑坐落在公园般的周边环境中（见图1、2）。

车辆通过高架路（raised road ）分流，停车场设在外围或屋顶上，人们可以利用内部走廊和外部步行桥来到停车场（Kwekkeboom, 2003）。

Bijlmermeer 基本上是高层带平台的公寓楼建筑（10层），住宅区呈蜂窝状布局，中间点缀绿色空间、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街区之间设置了购物中心。

不幸的是，因为预算上的限制，Bijlmermeer 的最初规划作了更改，很多旨在营建舒适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细节不得不放弃或做了妥协。

例如，由于安装了更大（但数量更少）的电梯，只好增加了长长的走廊和步行道；设计中的带顶棚的街道被抬高了一层，底层成为储藏空间（Kwekkeboom, 2003; Projectbureau Vernieuwing Bijlmermeer,1987）。

Bijlmermeer 的住宅本来是为了阿姆斯特丹占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设计的，但只有一小部分白人—有些人至今居住于此——确实搬了进来。

到项目完成之际，阿姆斯特丹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人把注意力从Bijlmermeer 这样昂贵的通廊式公寓（gallery apartment ）转向Almere ，Lelystad 和Purmerend 等新城郊区地带修建的价格和楼层更低的开发项目（Luijten, 1997; Projectbureau
Vernieuwing Bijlmermeer, 1987; Webbink, 2000）。

逐步走向衰败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Bijlmermeer 的主要问题就显现出来。

例如，住宅区周围的大片停车场不但维护起来费力费钱，而且逐步变成垃圾倾倒场，到处丢弃着毒品交易中的用具。

居民们不再把这里当作休闲场所。

此外，事实证明住宅区很难管理，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寓楼的规模不加限制。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为了增加未来的租金收入，公寓单元的数目一再增加。

采用的方法包括添加额外的楼层等（Projectbureau Vernieuwing Bijlmermeer, 1987）。

项目完工后，住宅单元有1.8万套，其中1.3万套在高层公寓里，而正式的居住人口不到5万人（Dukes, 2002）。

但是，把“非正式”居民算在内，预计居住人口超过10万人（Markovic, 2000）。

街区难以管理的另外原因是对原规划做出的改动。

例如，电梯太少，无法满足服务需求；现有的电梯太大—可以容纳100人。

这意味着一旦电梯坏了或失灵了，数量众多的居民将受到影响。

同样，通往停车场的走廊和走道光线不足，幽暗晦涩，成了
贩毒吸毒和抢劫事件多发之地，而且开阔的停车场为罪犯迅速逃脱提供了条件（Webbink, 2000）。

另外，该地区高昂的租金导致公寓房空置率较高，负责管理的公司预算发生问题，相应的维护和安保费用也不得不降低，加剧了现有问题的恶化。

因此，Bijlmermeer 没能成为阿姆斯特丹的现代化卫星示范城，反而成为集中了多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地区，很少有人愿意选择到此居住。

种族背景
最初，Bijlmermeer 地区是1975年苏里南独立后逃到阿姆斯特丹的移民的落脚之地。

2001年7月，据Bijlmermeer 的一位项目经理估计，苏里南移民占居住人口的25%到30%。

但是，RESTATE （Aalbers, van Beckhoven, van Kempen, Musterd and Ostendorf, 2003）最近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个比例略高于31%，其中Bijlmer 中心区的比例是40%，东区的比例是33%。

后来加入到Bijlmermeer 的居民包括来自其他荷兰殖民地的移民，如安德烈斯群岛和北非，最近还有亚洲和东欧的移民进入。

该地区人口的种族如此多样化，以至于无法获取可靠的统计数据。

例如，一位项目经理称为了确定居民的种族类别，1990年代末进行过居民调查。

这份调查显示，该地区只有80多个种族，但是负责提升和改善Bijlmermeer 形象的社区项目经理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接近150。

第三份非官方的调查则显示出种族数量超过了160个，尽管每个种族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做代表。

参
与本文研究的居民和官员提出，官方和非官方调查之所以差别那么大是出于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合法性。

假如非法居住在Bijlmermeer —如与人合住或擅自搭建住房，那么这些非法居民是不可能对官方调查做出回应的，否则会引起住房管理方的注意而被驱逐。

关于这个因素有证据可以支持。

1991年10月4日，一架以色列El Al 运输机坠毁在两个公寓组团中，造成机组人员、一名身份不详的乘客和地面上至少43人死亡。

调查人员发现，由于该地区的非法移民太多，遇难居民的确切数字很难查清（Smith, 2000）。

这次坠机事件也促使一些居民离开Bijlmermeer 。

第二个因素是说荷兰语的能力。

很多移民—尤其是最近进入的移民—不会说荷兰语，无法准确地回答调查表上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居民中文盲的比例很高，他们往往对书面或投递的调查表置之不理。

第四个因素是对提问的官员不信任。

因而居住在Bijlmermeeer 的居民可能是合法的，也会说荷兰语，但因为无法接受调查或者是担心提供的信息挪作他用而拒绝参加详细的调查。

Bijlmermeer 不仅居住着在文化、语言、经历和需求上有巨大差异的人口，而且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例如，直到最近，该地区的犯罪率和劳工市场的停顿性均排在荷兰前列
Karen Leeming Tasleem Shakur
图1 Bijlmermeer 最初的规划，地方城市规划，1968年
资料来源：
Bruijne, D., van Hoogstraten, D., Kwekkeboom, W. & Liutjen, A., 2004: 10
图2 1971年施工中的Bijlmermeer
资料来源：
Bruijne, D., van Hoogstraten, D., Kwekkeboom, W. & Liutjen, A., 2004: 10
（Catling, 1998; Markovic, 2000）。

尽管这两组数字有所下降，但相对于阿姆斯特丹的平均水平仍然偏高（Aalbers等, 2003）。

此外，毒品问题日趋严重，这是因为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贩毒活动转入到Bijlmermeer的部分地区（Aalbers等, 2003）。

这些问题的恶化和愈演愈烈，迫使大部分白人居民—尽管不是全部—把搬离此地摆在突出位置来考虑。

但是，很多苏里南和圭亚那的居民不这么想—假设他们居住在一个低犯罪率的住宅区—他们相信即使这些问题解决了，该地区还是会有许多其他的问题（Catling, 1998）。

那些不愿意离开的白人居民，大体上是开发初期进驻的居民。

这部分人有时被称作“Bijlmer信徒”，他们试图让官方注意到勒·柯布西埃最初设计方案的优点，促使官方解决造成该地区衰败的问题（Webbink, 2000）。

Bijlmer的复兴
1992年，政府认定Bijlmermeer的问题需要解决，新阿姆斯特丹住宅协会、东南城区（Zuidoost区议会）和阿姆斯特丹市成立了Bijlmermere复兴指导委员会以及Bijlmermeer复兴项目署（Bijlmermeer Renewal）。

复兴战略建立在三个要素上：空间复兴、管理复兴和社会复兴（P r o j e c t b u r e a u V e r n i e u w i n g Bijlmermeer, 1987）。

空间复兴涉及到原高层建筑区域的50%到60%（由于规划涉及到的重新开发项目的反馈正在进行中，所以目前项目署还拿不出确切的数字）。

该项目—预计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完成——包括拆除部分的住宅区，缩小其他住宅区的单元规模，以及建设新的住宅（见图3）。

房客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是社会租赁部分，三分之一是补贴租赁（premium rental）部分，还有三分之一是自住（Webbink, 2000）。

管理复兴要素是对住宅和生活环境进行切实的管理，让居民加入到决策过程中，改善该地区的生活质量。

社会复兴要素的一部分是解决该地区劳工市场的停顿状况。

新规划建议与附近的Holendrecht/Amstel III商务区—市内最大的商务区之一—以及娱乐综合设施（阿姆斯特丹ArenA多元影院和Mojo音乐厅）建立起相互联系。

这部分社会复兴要素将在施工中雇用当地人，并对2 000名居民进行培训，让他们担负起监查的责任（Projectbureau Vernieuwing Bijlmermeer, 1987）。

幸运的是，正当Bijlmermeer制定复兴战略时，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项针对多重匮乏地区的新的计划。

1994年，URBAN计划推出，旨在倡导一种综合性的重建方法。

该方法是立足于地区基础上的，强调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地方参与。

“黑与白”的冲突
已经在Bijlmermere进行的复兴战略符合URBAN计划的所有标准，因此URBAN Bijlmermere计划在1995年9月启动。

但是，计划一开始就遭遇到地方参与决策过程的重大难题。

URBAN-Bijlmermeer计划的组织代表大部分是白人，而Bijlmeremere居民的绝大部分是“非白人”的少数民族（Dukes, 2002）。

黑人政客和其他机构、组织的代表成立了Zwart Beraad，即“黑人尊重”组织（Leistra, 1996）。

由于Zwart Beraad和白人区议员的冲突不断，URBAN-Bijlmermeer计划不得不在1996年5月至1997年1月期间停顿下来，当地报纸在报道该问题时用的标题是“黑与白的冲突”（Dukes, 2002）。

解决冲突的办法包括用Uitgebreid Bestuurlijk Overleg（UBO）替换指导委员会，其中4个席位给少数民族代表，1个席位给宗教团体，同时URBAN-Bijlmermeer监督委员会有2个席位给少数民族代表（Dukes, 2002）。

项目标准也做了如下约定：—项目必须是多文化的，能帮助多民族社区巩固发展；
—项目必须由基层的居民组织来开发/创造；
另外，U B O建立了200万盾（荷兰货币单位）的启动基金（“Fonds voor Onderop” or “bottom-up Fund”）用于社区项目。

同样，在Zwart Beraad和UBO少数民族组织的建议下，1997年发起了一个“多种文化和参与署”
（Multiculturalisation and Participation Bureau），推动和支持该地区基层项目的开发，并从多文化的视角对项目的质量和进程加以监督（Dukes, 2002; Kwekkeboom, 2003）。

1995年至1999年期间运作的U R B A N东南投资计划和Bijlmermeer地区得到了欧盟“目标二级”的评定，并因此获得了一项新的基金贷款（Vernieuwing Bijlmermeer, 2003）。

这是欧盟的一项大型补贴计划，目的是保证欧盟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平衡。

复兴过程中的社区参与
重建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因为一些原因而显得有些困难。

首先，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解决的方法涉及到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

正式手段是在信息点和公众咨询过程中设置翻译，用多种语言出版刊物，并安排个别少数民族团体介绍自己。

非正
阿姆斯特丹一个多重匮乏地区在城市复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
图3 1996年Bijlmermere城市复兴计划中K-South街区的新布局
资料来源：Projectbureau Vernieuwing Bijlmermeer 2002: 115
式手段包括在市场和节日的摊位上、运动和游戏场上与居民接触交流（Webbink, 2000）。

第二，由于居民流动性较高，地区存在较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在推动社区凝聚力和提升地方吸引力方面，居民参与的程度有限（Aalbers等, 2003）。

第三个原因或许更值得注意，部分居民认为参与进来毫无意义，因为决策当局的脑子里不会想到居民的兴趣所在，而是想着怎么把居民赶走，省得这些人不符合规划者制定的未来地区形象的要求。

接受差异还是排除异己？
城市重建政策刚出台的时候，积极接纳不同的社会、文化、民族和经济团体。

政策的假定是，这些差异会在社区营造活力，成为改变该地区多重匮乏面貌的再生催化剂。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这一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政策继续对该地区的现有社区实施更新和扶持，而不是使之分散、瓦解或引进更广泛的社会混合性，那么这些地区的居民只能不断强化他们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Atkinson, R.和Kintrea, K. 1998; Bolt, G., Burgers, J.和van Kempen, R. 1998; Reijndorp, 1996, 1997）。

研究还认为，城市重建不一定能推动社区凝聚力或加强邻里之间的接触（van Beckhoven和van Kempen, 2003）。

一些Bijlmer的居民却认为，为了让那些穷人尤其是黑人或少数民族不再是潜在的“威胁”，政策广泛积极地加快了对穷人的驱赶。

“我们住在街上，他们看不惯。

因为我们是穷人，他们就认为我们会‘引发骚乱’”。

（非白人居民）
“我们让他们觉得受到威胁。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喜欢艳俗的衣服、嘈杂的音乐，聊起天来高声大气”。

（非白人居民）“没有人需要我们。

我们生活在外围，我们的文化也是外围的，这种外围文化让中产阶级倒胃口。

议会听任这块地方恶化下去，这样就有借口把人们赶走，重新来设计。

与此同时，他们让大家都努力工作赚钱，以便把这块地方维持干净。

这些都是中产阶级喜欢的，没有街头文化，楼层较低，而且干净”。

（非白人居民）
“资金的投入不是为了我们。

目标团体是那些精英，而不是住在这儿的人”。

（非白人居民）
“所有的要素都是为了吸引中产阶级。

限制街头文化，建造低层建筑，让人们追逐利益以便容易地保持干净”。

（非白人居民）
“他们听之任之，听之任之，再听之任之。

接着他们觉得该做些什么了，于是借口外围居住的人太多而把他们赶走”。

（非白人居民）
高层住宅区改造之后，可用于社会出租的房屋减少，更让人
觉得将要采取严格的住宿安置程序。

有机会在Bijlmermeer获得新居的居民必须是一个城市更新所要求的候选人员（u r b a n renewal candidate）。

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员，他们必须已经在Bijlmer的高层住宅楼里租住了两年的时间—从根本上说，必须是“合法”的承租人才有权获得再建房屋。

但是，即便他们是城市更新所要求的候选人员，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拿到同样面积的房屋或留在Bijlmermeer内。

Bijlmermeer提供的社会房屋的减少使得想要留下来的人到目前为止超过了可提供的社会房屋数量。

只有在合适的[1]出租房屋被找到，才会优先安置这些待安置人员；假如Bijlmermeer没有合适的住房，他们会被安排到阿姆斯特丹的其他地方居住。

在Bijlmermeer租住房屋不到两年的承租人—他们被认为占到Bijlmermeer非法居民的10%到15%—被归类为“准待安置人员”，不符合自动获得重新安置的条件。

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在社会和经济上被排斥的人员和大部分的弱势群体，他们得到4 500欧元的搬迁费，以便帮助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及其郊区地区寻找适合的住房。

但是现在有迹象显示，Bijlmer大批“无纸阶层”（sans-papiers，指没有合法居留证的移民）[2]和那些在荷兰有合法身份但在Bijlmermeer非法居住的人正逐步从改造中的高层住宅楼里搬到未改造的高层住宅区中，而不是搬离该地区。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非正式的经济网络获得就业，尽管报酬低且没有保障。

一些居民还强调，很多人搬离Bijlmermeer的原因是1991年El Al运输机的坠毁。

运输机上装载的据说是鲜花和香水，但后来又说是无毒化学品。

最终，以色列政府承认这架运输机携带了190升甲基磷酸（DMPP），一种制造致命的沙林神经毒气弹的基本物质，以及用来压仓的24块重6~30Kg的铀块（Reydt, 1999; Sancton, 2001; Uijt de Haag, Smetsers, Witlox, Krüs和Eisenga, 2001）。

当时很多人（大约300到800人）靠近事发地点。

他们要么是营救人员要么是当地居民，都出现了健康问题。

他们自诉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或身体不适如自身免疫病、与基因相关的疾病，也有疑难病和癌症等（Reydt, 1999; Sancton, 2001; Smith, 2000）。

根据Sancton的说法（2001, 4），很多Bijlmermeer 的居民认为“当局反应之所以这么慢主要是因为受害者大多为穷苦的移民[3]”。

坠机事件的处理过程让许多居民相信有如下几个理由离开此地：第一，该地区居住着大量未经登记的承租人或“非法居民”，他们在重建计划的标准下很少有权利表达住房意愿；第二，人们意识到可能因为事故而患上致残或致命性的疾病；第三，当局在事故处理方面的反应极其缓慢。

其他方面，在Bijlmermeer即便是对买房比对租房更感兴趣
Karen Leeming Tasleem Shakur
[1] 在本案例中，适合的价格是根据居民收入、家庭规模和现有住宿条件来判断的。

[2] 不包括荷兰的合法居住身份。

[3] 在荷兰，“少数民族”和“移民”这两个术语通常可以互换（Mollenkopf, 2002）。

的中等收入的居民（每年总收入在20 420~38 571欧元）也发现按照市场价是买不起房了。

1990年代初期，Bijlmer一套房子的价格比周边地区低很多，但在其后10年里价格全面飞涨。

例如，改造后的公寓一旦原承租者搬走就马上出售，价格在90 756~136 134欧元之间。

为了帮助购买者，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在Bijlmer地区执行Amsterdamse Middensegment Hypotheek （A M H）计划，即阿姆斯特丹中段抵押贷款（m i d d l e-s e c t o r mortgage）计划。

AMH是一种无需偿还（repayment free）、最高数额为45 378欧元的无息贷款，这个计划给了购买者以合理价格购房的机会（Bijlmerbouw, 2001,4）。

但是对一些人特别是小商户来说，这个数额显然是不够的，也来得太晚。

改造之前，Bijlmer周边的一些零售摊位已经空了，成了故意搞破坏和纵火的对象。

政府以低的租金和税额鼓励当地店户搬进周边摊位，一来阻止破坏者下手，二来提供了居民迫切需要的服务如民族食品店等。

当改造工程推进到商铺区时，部分承租人觉得新商铺的税额和租金涨了很多，这是一种把他们赶走、引入吸引中产阶级的品牌店的策略。

对于一些承租人来说，他们的担忧已经成了现实，他们不得不搬离B i j l m e r。

Bijlmermeer的很多失业者读写和计算能力有问题，许多人是半技能化或完全没有技能，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往往自暴自弃。

一些计划如“Dubbel Plus”，对那些失业超过一年的、在就业办公室登记过的、并且年龄超过23岁的人，提供政府补贴的工作岗位，领取的报酬比标准的社会报酬高30%~50%。

这些计划旨在帮助失业人员获得他们缺少的技能和工作经验。

然而，政府提供的大多是地区的警局、清洁部和住宅公司的岗位，而登记在册的居民却认为他们是没有机会选择这样的工作的，只能接受低薪工作，要不然就会失去社会福利。

这样就导致了一种看法，很多人觉得政府叫他们从事保安、清洁工和看护员这样一种廉价劳动，是为了让Bijlmermeer在外来者眼里更具吸引力。

“这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与此同时，他们让你做的工作却得不到额外的钱，和在社会上工作时拿一样的报酬。

你看……假如你在社会上每月能拿1 500盾，你还能得到食物和其他福利。

但是在这里你每月拿1 750盾等于什么也没有，你还得花钱去买食物。

”。

（非白人居民）
“你不得不工作，要不然就没有社会福利”。

（非白人居民）“他们想让这地方又好又安全，但是这样做成本太高了，所以他们叫我们来干活”。

（非白人居民）
“他们实施这项补贴就业计划就是想以廉价劳动力来保证安全”。

（非白人居民）
复兴过程中提供的岗位种类也证明了这种说法。

例如，有种想法是在施工工程中尽可能多地雇佣Bijlmer的失业居民。

然而，尽管有培训设施，也有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但就业中心却找不到足够的工人。

这和阿姆斯特丹竞技场（Amsterdam Arena）及
竞技场大道（Arena Boulevard）发生的问题类似。

来自Bijlmer的就业者倾向于从事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工作如保洁员等（Reindorp, 1997）。

结论
城市景观是设计者、管理者和维护者以及生活在此的人们相互之间力量平衡的结果。

重建城市景观是设计者和管理者从居民手中拿回社区控制权，并重新施加文化规范和价值的手段。

毫无疑问的是，Bijlmermeer城市更新的管理者构想的多文化邻里，欢迎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但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应该在此确定一下。

然而，从一些居民那里反映出来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只不过是致力于将现有的社区打造成一个清洁的形象，其手段是把不能促进该景象的要素从现有社区中清除出去。

发生在Bijlmermeer的社会工程正在推动社会混合的实现，人们认为这将促成一个更加和谐、宽容和积极的社会产生。

但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是防止民族抵抗（van der Horst, 2003）的策略，甚至是类似“‘城市复兴等于驱赶黑人’这一老说法”的战略（Priemus, 1998, 308）。

特别是在荷兰，积极驱赶和分解少数民族的理念可追溯到1970年代，到现在仍然是一些政党的政策特点（van Beckhoven和van Kempen, 2003）。

城市重构并没有提高社会的凝聚力，而是更多地关注了物质环境的重构，希望以此“对城市整体的社会和经济活力做出贡献”（van Beckhoven和van Kempen, 2003, 871）。

Bijlmermeer的部分高层住宅似乎在告诉我们，城市重构既接纳差异性，同时又要利用（或许并非如此）老谋深算的驱逐技巧，使得过去的居民一旦搬离就无法再回到Bijlmermeer的社会房屋，因为他们无法对这种“社会和经济活力”做贡献。

或者，如一位居民说的那样：“一旦你离开了，那就是永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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