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力资本研究文献综述_李亚慧

由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其中的差别应该是人力资源质量不同的体现，人力资源质量包括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以及劳动态度，而人力资源的高质量是通过各种人力资本投资形成进而固化在人力资源身上的。

因此，研究人力资本的教育、培训、健康、迁移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而在各种投资中，健康投资是基础，它会直接和间接影响教育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收益率。

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健康状况和健康投资不仅影响微观个体收入，还会影响宏观经济增长。

一、健康人力资本是健康投资的结果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和劳动态度。

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Schultz，1961）。

直接用于教育、健康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便是很好的例子。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和贡献已经得到学者与实践家的普遍认同，作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获益基础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研究虽然也有众多的学者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教育投资固然重要，可是如果没有健康投资作为基础和保证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应该是更为重要的。

早在1909年，费雪（Fisher）在给美国国会提交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到，健康首先是财富的一种形式，界定了疾病带来的损失包括：因为早亡而带来的未来收益减少的净现值，因为疾病造成的工作时间损失，花费在治疗上的成本。

德尼森估计美国如果在1960年~1970年间死亡率下降10个百分点，则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形下，美国经济增长率能提高0.02个百分点。

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概念提出的是米西肯（M ushkin），他认为教育与健康是人力资本的孪生产物。

健康投资是指通过对医疗、卫生、营养、保健等项服务进行投资来恢复维持或改善提高人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人的生产能力。

健康投资是其它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投资后“生病”时间的减少和生命的延长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时间；更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每个工时的产出增长；增加了向其它形式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刺激；人力资本投资还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

进行健康投资的直接收益是获得健康，界定何为健康是研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健康正向效应发挥的基础。

“健康是人们身体、心情和精神方面都自觉良好、活力充沛的一种状态”（鲍尔，1930’s）；“健康不仅是疾病或羸弱的消除，更是体格、精神与社会和谐的完全健康状态”（国际卫生会议，1946）；“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一种个体在躯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全安宁状态”（WTO宪章，1948）；“一个人只有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和道德等四个方面都健全，才算完全健康的人”（WTO，1990’s）；“个体只有在身体、情绪、智力、精神和社会等五个方面都健康才称得上真正的健康，或称之为完美状态”（美国国家健康中心）。

发展经济学认为健康和教育是发展的基本目标，同时也是发展追求的重要结果。

健康是生产力增长的先决条件，教育的成功有赖于健康，教育和卫生是发展和增长的重要因素，作为投入和产出的双重角色，在经济发展中赋予了核心地位。

综合研究者个人和权威机构有关健康的概念界定，健康应该是生理、心理、道德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状态，而健康水平除受代际遗传影响外，主要是通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健康是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基础。

健康人力资本是初始健康状态的一种延伸，“每个人的健康状况是一种资本储备，即健康资本，它主要通过健康服务来发挥作用”（舒尔茨，1990），通过遗传获得的初始健康存量，随着年龄增长而折旧（存在倒U关系），同时也由健康投资而增加。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毋庸置疑，健康水平与状态直接或间接影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
健康人力资本研究文献综述
李亚慧1，2，刘华2
（1.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2.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摘要】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共识，但是现有研究主流集中在教育人力资本领域，作为教
育投资回报基础的健康人力资本研究还不是十分丰富，采用的方法及采取的变量也十分有限。

文章对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个人收入等几个角度的文献进行了观点介绍和简单述评。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研究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09）20-0189-04
【收稿日期】2009-05-23
【作者简介】李亚慧（1970-），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劳动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薪酬管理、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刘华（1977-），女，山东人，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的收益率，这为进行人力资本健康投资研究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教育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收入和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而健康对个人收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是通过影响教育收益率实现的。

二、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集中于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关系研究，甚至用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同于全部人力资本投资，这样忽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方法肯定会高估教育投资对相关变量的贡献，高估教育投资的作用。

尽管研究者使用的方法，采用的数据有所不同，但是健康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基本一致。

较早的研究关注的是收入对健康的影响作用，忽视了健康的经济效应。

健康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健康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收入变量的内生性，并且多数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少或消除内生性的影响。

在指标选择上，多数采用人体测量变量（出生时的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数）、存活率和死亡率、发病率变量、总体健康和功能状态变量。

T.Paul Schultz（1999）认为众多研究证实较低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是导致非洲经济生产率较低和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但是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发现非洲国家过于强调高中教育，忽略了健康投资。

Bhargava等（2001）用成人生存率指标替代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提高1%，将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0.05%。

Bloom等（2001）研究发现人均预期寿命增加1年则会使经济产出增加4%。

刘国恩等（2004）首次将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解释其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CHNS数据，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农村人口的健康回报比城市人口的更大，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

健康回报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稳定，一项近期研究还表明，妻子的健康打击比丈夫的健康打击会给家庭财富带来更大的损失。

杨建芳、恭六堂、张庆华（2006）认为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构成，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1985-2000年的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验数据，用受教育年限和死亡率倒数作为衡量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指标，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教育资本积累和健康资本积累的贡献率分别为58.2%、12.1%和4.6%，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的总贡献为39.9%，充分说明健康和教育资本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罗凯（2006）使用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和其他相关分省数据，应用Pool-OLS和GLS模型方法研究发现，在我国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使用涵盖环境污染、而同时死亡率、预期寿命、卷烟销量、生活方式、卫生服务的综合健康指数，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6%~2.2%，健康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08。

杜本峰（2005）认为健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体现，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健康消费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直接促进收入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还可以通过健康消费，扩大人们的需求，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减少卫生事业的负担，将重点从治疗逐渐转移到预防保健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王弟海（2007）利用标准的Ramsey模型，考虑健康人力资本的作用，发现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健康人力资本提高并不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健康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人的生产力水平。

和教育资本不同，在没有其他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健康人力资本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是健康资本可以扩大其他外生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
所以长期看，健康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健康水平越低，这种促进作用越大。

王娟（2007）以四川省为例，使用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居民医疗支出三个健康性人力资本指标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健康性人力资对GDP的弹性系数为0.225，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居民食品支出和医疗支出三者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41、0.392、0.093，应该改变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健康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已经十分明确，各种研究都证实了健康和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相关研究中，很少有研究分离健康与教育的贡献，也鲜有文献研究健康与健康投资之间的关系（王弟海、龚六堂、李宏毅，2008）。

三、健康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教育、培训、迁移投资形式，但是由于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及数学处理困难的原因，几乎没有全面系统进行分析的文献。

同时，将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作为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因素是研究的一般范式。

余长林（2006）打破以往研究局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路径，按照Cobb-Doglas生产函数形式，在拓展的M RW上构建由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构成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不仅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也制约着经济增长，应该合理选择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的构成。

健康投资与教育投资从投资主体、外部效应、投资成本、投资收益、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存在异同与联系，而且健康投资较教育投资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测量问题（胡昭霖，2006；徐倩、谢勇，2004）。

Kenkel（1991）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帮助人们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人们对健康行为和健康产出之间联系的知识，有关健康知识衡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健康知识的差异可以解释学校教育与香烟、酒精、锻炼的消费之间的联系。

四、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健康通过直接影响个人工作状态和间接影响教育回报率左右个人的收入。

收入增长与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相伴随，充分说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增加存在密切的关系。

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统计学和健康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国内张车伟（2003）对于健康与个人收入增长的研究比较早，他将营养和健康纳入M incer工资方程，利用中国农村的数据，发现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都会影响农村的劳动力生产率，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看，卡路里摄入量每增加1%，种植业收入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减少2300元。

魏众（2004）根据1993年资料，扩大了健康维度，加入心理分析，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研究发现健康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没有影响，对非农就业收入和家庭收入方面有较大正向影响。

Cropper（1997）构建了健康资本投资和作为健康投资的职业选择两个模型，研究发现健康资本衰退的比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速，固定的人力资本存量在较高工资和比较危险的职业环境中进行替换，因此，工人们牺牲高工资在不影响健康资本的环境中工作也是一种健康投资。

五、其他有关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
由于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健康投资与教育投资研究相同，也会存在地区差异的比较。

饶勋乾、成艾华（2007）通过总量和系数比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和各个省在健康人力资本各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在健康人力资本投入上，东部、中部、西部递减。

潘思思（2007）用CHNS数据测度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将健
康引入家庭生产函数模型中进行回归，发现个人健康对农村人口的收入影响高于城市人口，健康收入效应验证了通过健康投资可以帮助缩小城乡差距，揭示了我国宏观和微观的主体健康投资不足，并从不同角度提出投资健康的对策建议。

孟庆国和胡鞍钢（2000）认为健康贫困是一种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也就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卫生公共服务的机会丧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能力被剥夺，从而带来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

健康状况低下是贫困地区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国因病致贫的比重达到23%。

六、简要述评
综上研究文献介绍，学者们对于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业收入、教育投资、贫困之间关系以及健康资本的地区差距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相比于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逐渐被重视，将来可能在以下方面会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
1.对健康人力资本与健康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

目前，研究集中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各方面研究，除却先天的健康因素，健康人力资本是由健康投资形成，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健康投资主要用于被动的治疗疾病投资而非主动的保健和预防投资，所以健康和健康投资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的关系。

可能存在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健康投资主要由预防保健费用构成，届时健康投资与健康状况会有正相关的关系，何时是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如何更快促进该发展阶段的到来将是经济学研究重点。

2.将健康投资与健康消费中的分离研究。

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被证实，区分投资形成的健康人力资本与遗传形成的人力资本比较困难，与人力资本的教育异质性相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也存在异质性。

对于健康消费和投资的区分不是十分明确。

人力投资能从消费中区分吗，有没有可能进行鉴别和衡量？“……确切地说他们像潘多拉盒子里的藏物一样，充满了困难和希望”（Schultz，1961），舒尔茨对于与实物相比虚无缥缈，与资金资本相比捉摸不到的人力资本投资区分曾给过如此的定义。

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处理上，这种区分都是十分重要但又是困难重重。

有些健康资本的形成投资的不是货币，可能是意识或者是心态、体育锻炼、时间、精力等。

3.心理健康研究将构成健康人力资本研究的困难和阻碍。

心理健康将成为制约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较少，张序（2006）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认为由职业压力、人际关系焦虑、职业倦怠、突发事件的心理冲击、个人生活的心理危机等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心理疾病、身体疾病和行为扭曲会影响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所以，应该进行心理健康的人力资本投资。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心理健康投资，将成为今后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4.健康人力资本研究的指标选择更趋多样性。

和教育水平衡量的受教育年限指标相比，健康水平很难找到比较合适的评价指标。

传统的死亡率、发病率、平均寿命等指标虽然简单清晰，但是不能代表健康的全面水平，后来出现的健康自评又过于主观，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1993）的“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由伤残调整的生命年）”，用以综合测算因疾病、早亡或者伤残带来的健康生命损失情况；Dolan（2000）提出健康有关的生命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用以衡量健康水平。

但是直至目前为止，不管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还是健康投资，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指标代替健康水平得到公认和广泛的应用。

5.对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方法更趋科学。

早在1972年，Grossman 就提出就健康需求模型，将个人健康随着年龄折旧，但是可以随着投资增长的特殊人力资本，工资收入、教育和营养等医疗非医疗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水平。

在健康与收入的研究中，健康具有内生性的特征，有偏的OLS估计方法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进。

相比传统的FE模型，采用HT模型可以更好地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同时发现健康对男性收入的正向作用比女性显著（王一兵、张东辉，2007、2008）。

为避免健康在各种经济收益决定中的内生性，工具变量法被广泛用于解决这一问题。

在使用工具变量法中，研究者通常将决定个人健康投资的当地价格、医疗保健的可获性和社区水平的健康投资作为外生工具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是另外一种方法，但固定效应模型需要拥有固定观察数据库，用以估计时序模型来消除固定效应的影响。

6.健康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健康投资的影响因素受人们心理上的时间偏好率、年龄、预期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风险预期的需求角度影响，同时也会受个体、政府、社会、企业的供给角度影响。

同时，个体的效用偏好与健康之间可能会存在矛盾。

“人力资本投资对我们的社会是那样的至关重要，用马歇尔那具有远见卓识的话来讲，就是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由知识所构成的，知识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动力”。

我们还要说“健康是知识发挥作用的坚实基础”，健康人力资本研究可能会和教育人力资本研究一样受到重视，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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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校对：C）
（上接第172页）行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应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

一是要不断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规范办案程序。

从行政复议的接待、登记到复议案件的立案、审理等各个环节都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效率和规范。

二是要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切实把握好行政复议案件的事实关、程序关、法律关，对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坚决依法予以撤消、变更，切实保护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是应注重与当事人沟通，不断提高工作实效。

力求通过行政复议有效解决争议，降低纠纷处理的成本，提高各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促进依法行政。

同时，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与指导，使行政复议在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促进法治型政府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权力的公共性，一方面必须健全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对已出台的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及时解决执法中出现的问题，保障法规、规章的贯彻落实。

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制度和执法证件管理制度，对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单位是否具有合法的执法资格进行审查，并以政府的名义予以公告，同时统一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证件，所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培训考试之后持证上岗，为规范执法行为提供基本前提。

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一般行政处罚决定审核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行政执法违法案件举报查处制度、行政执法协调制度等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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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校对：C）
（上接第182页）认识不明确。

（二）激励制度与企业自身文化的结合性
企业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它具有广泛性、连续性、整合性、变迁性、超个体性以及独特性等激励特色。

因此，企业在制定激励政策时，必须分析和评价企业文化因素。

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企业历史传统，尤其是企业对高管采取的激励措施的政策史。

激励制度应该尽量具有连续性，改革时宜分几步走，让企业中所有人都有个思想转变过程，尽量避免突然袭击式的大巨变，这样让新的激励制度和激励观念逐渐形成新的习惯，新高管激励制度才能真正实施并发挥正常作用。

如原来本来一直是低激励的，要改高，应该适当给点时间；原来高激励，现在要变低，那更应该逐步改变。

其二是企业文化的理念。

有的企业文化就支持高激励制度，有的则恰恰相反，各有各的道理，只有它确实能起到激励作用，那就有它的道理，适合是关键。

不问“历史、风俗”，千篇一律一刀切的做法，并不是企业经营管理成功的途径。

综上所述，本文对于在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中激励机制如何运用，以及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进行了粗略的阐述。

这对于现实社会中的所有企业是不完全适合的，因为每个企业的性质各不相同，管理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而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仅仅是针对大多数企业的情况而言的。

不仅如此，企业制度在不断变化，经济也在飞速发展。

我们不能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变化中的事物，这样是与现实脱钩、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准确的。

财务预算激励制度的设计和运用需要更多的企业予以关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适合企业自身的激励机制，更好地实现预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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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校对：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