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信用危机后的反思与希望

汕头：信用危机后的反思与希望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景象：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从政府部门的大政方针到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从学术界到实业界，大家都在关心和议论同一个话题，一个沉重而又让当地人无法逃避的话题，信用重建。

４月初，汕头信用网开始试运行，据承担汕头信息网的建设工作的金中华通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汕头信用网在试运行第一天的点击次数就高达１０万多人次。

汕头信用问题的受关注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而从当地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从当地广播电视一轮又一轮的专题讨论中，从街头闹市引人注目的公益广告牌中，你很容易发现信用重建问题在汕头已经被放在怎样的位置上。

就是出门打的、坐人力三轮车，司机和拉车的师傅也会很自然地跟你聊起昔日生意的红火和当前生意的冷清，进而跟你就信用问题谈一点他的个人意见。

汕头到底怎么了？
从广州天河城汽车站出发，大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５个多小时，终于来到那个在１８５８年被恩格斯称为“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素享“楼船万国”、“百载商埠”美誉，而近期却因信用问题而被卷入非议漩涡的海滨城市——汕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是国家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特别关照”的地方。

２０００年８月，国务院工作组进驻汕头的潮阳和揭阳的普宁，一个特大的系列逃税骗税案的盖子开始被揭开：据不完全统计，潮阳、普宁１０００
多家出口企业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８．８万本，虚开税额高达２２３亿元，涉嫌骗税４２亿元。

在此之前，汕头一部分地区的假币、假冒伪劣商品、诈骗走私和地下六合彩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潮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国家税务总局有一位官员曾对潮阳籍香港知名人士陈有庆先生说，你们潮阳虚开增值税发票波及１３个省，影响了半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现在人家都不敢跟你们潮汕人做生意了。

信用的缺失带来的是当地经济的萎缩。

全国有１８个地区向所属企业发出通知，提出不和汕头做生意，而在一些地方，商家甚至以“此地无潮货”的招牌来标榜没有假冒伪劣产品。

２０００年，作为经济特区的汕头首次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ＧＤＰ增长低于两位数的现象，仅有７．３％，２００１年更是出现了２．５％的负增长，重灾区潮阳的负增长率高达２１％，而同期广东省的平均增长率却将近１０％。

另据统计，由于投资环境等问题，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１年，迁出汕头的企业多达１２００多家，仅２０００年迁出的企业就达４５０多家。

这座位居粤东、在未设特区前曾是广东省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在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却已经“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城市”。

相比珠三角地区的新兴城市，汕头狭窄的街道、局促的居民区和悠闲地喝着工夫茶的人群，明显地让人感觉有些破旧而活力不足。

“现在一天也赚不了几十块钱，外地来汕头做生意的人少了，也没几个人打车。

比以前差远了，以前一天赚两三百呢。

看看空荡荡的街道你就知道了，汕头经济现在不景气。

”从外地到汕头打拼的出租车司机略显无奈地摇着头，感叹着汕头在“信用危机”之后的萧条。

按条件来说，汕头似乎不应该是这种样子的。

汕头大学隗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汕头的优越条件总结为４个方面：北半球唯一一个北回归线与海岸线相交且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适宜人类居住；中国唯
一一个既有内海又有外海的大城市，内地最接近世界运输繁忙的台湾海峡黄金通道的港口城市，仅３８０公里长的海岸线就可以建造包括１０万吨级码头泊位在内的港口２０多个，且旅游资源丰富；以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地区是中国内地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融最彻底的区域，保留着最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却有着对外开放的传统，包括李嘉诚在内的中国海外华人工商巨头中差不多一半人的原籍出自这里，而他们又是最关心家乡建设的一类海外华人；网络世界的枢纽，汕头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海底光纤在东半球的登陆站，向北联结上海、日本，向西连接欧亚大陆，向南联结东南亚、澳大利亚，向东直通南北美洲。

当然，汕头作为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还有着许多其他城市难于比拟的优越性和灵活性。

这样看来，无论是从外部的政策因素还是从内部的发展条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汕头的发展并不存在太大的客观制约因素，缘何汕头却在这种环境中落伍了呢？崔永元一句“如果你想夸一个汕头人，那么就说他不像汕头人”，让许多汕头人觉得自己像是给人抽了一耳光却又有苦说不出。

以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大地上栖居着的潮汕人向来以头脑灵活、敢于外出打拼著称于世。

潮汕人中间流传着一句“一条水布下南洋”的古训，说得是当一个潮汕人穷得只剩下一条作浴巾用的“水布”时，也照样要往外跑，混出个人样来。

据有人统计，仅近百来年历史中在海外称“王”的汕头籍企业家就有“化纤面料大王”陈经纬、“牛仔裤王”吴文宁、“金融大王”陈弼臣等１０多位，而华人首富李嘉诚等一批至今仍活跃着的潮汕籍知名企业家的业绩则更是为人们所共知。

然而，随着“信用危机”的出现，汕头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身份却变成了外人眼中的耻辱，这种痛苦，旁人也许是难于体会的。

但这又能怨谁呢？个中原因，恐怕更多地要在汕头人自己身上去找。

独特而矛盾的潮汕人
说到汕头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难于将其从“潮汕人”中独立地拿出来讲。

作为一个城市，汕头的历史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正式设立市政厅后才开始的，而到成为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统领潮汕，时间就更晚，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汕头还处于潮州的管辖之下。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与福建省的交界处，潮汕人向来以“省尾国角”自嘲。

潮汕平原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连绵的山脉隔断了潮人和内陆的联系，长期以来潮汕的陆上交通极为不方便，在广梅汕铁路和广汕高速公路开通之前，汕头和广州的联系只有一条公路，从汕头到广州要坐１０多个小时的车。

与内地的联系被阻隔，但海路却是畅通的。

狭窄的潮汕平原土地稀缺、物质匮乏，再加上历代不断有人涌入，更加重了地少人多的局面（据称，潮阳市这样一个县级市的人口已达２６０多万），于是潮人只好向海上发展，以海为田，在海上与人互通有无。

这也造就了潮汕人独特的海洋观念和商业意识。

另一方面，从秦朝时的远征军官兵的留守到魏晋后中原士族的避难，再到南宋末期军臣的定居，中原文化不断地被带入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当中原等地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候，这里由于与内地的联系太少而仍然保留着最为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

既有开放的海洋意识，却又保留着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

因而，在外人看来，潮汕人是一个独特而矛盾的群体。

在这种矛盾中，潮人积极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都对潮汕经济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潮汕是开放的，早在唐宋时期已有潮人到东南亚谋生，到了明清时期，当其他地方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一再走向封闭时，潮人过番的“红头船”却遍布了东南亚。

正因为潮汕在海上贸易的活跃，也才有了恩格斯那句关于汕头的
引语。

至今，潮汕地区已经形成了“本土一千万，海外一千万”的人口阵势，从遍布海内外各地大大小小几千家潮汕会馆中你就能感受到几乎无所不至的潮人的足迹。

所以有歌曲唱：“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但潮人又是封闭的，潮汕人走到哪都很容易抱成团，形成他们的一个生活圈子，而这个圈子是非潮汕人很难进入的。

有人对记者说，潮汕人在外地只要碰到有讲潮汕话的人跟外人打架，不管认不认识，也不问青红皂白，都会上去帮忙。

潮汕人当中还有着一种极不正常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外人，从心理上排挤外人。

一位从外地到汕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讲：“不管我在这里呆多久，他们都不会把我当成是其中的一部份。

”这种排外性的存在，使得外地人很少能真正安心地在汕头立足。

当深圳、东莞等地借助外来人才的力量实现经济的腾飞时，汕头不仅没有吸引到更多的外来人才，反而有大量原先在汕头的人才选择了离开。

潮汕人善于经商，市场意识浓厚。

说潮汕人善于经商，不仅是因为潮汕在海外出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更多的是由于潮汕有自古形成的经商传统。

有人说，在汕头基本上没有路的概念，只有街的概念，有路的地方就是街，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只要过路的人多一点的地方，你就能看到一排排大大小小的铺面，开铺经商已经成了汕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汕头，你能看到许多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铺面的小学生，他们从小就在这种商业氛围的熏陶中长大。

在一家小店里，店主向记者坦言：“其实我从铺面中赚不到多少钱，但如果不开铺，我从小学到的东西不是没地方用了，我的小孩又从哪去学做生意的本事呢？”开铺的功能，更多地成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训练商业意识和技能的实习基地。

“这种氛围使得市场经济成为潮汕的命根子，”隗芾教授说，“汕头从开埠到设市，再到被辟为经济特区，都是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标尺的。

”也正因为这样，当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在为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水平低而发愁时，
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却完全没有这种负担，因为潮汕人早已习惯了找市场而不找市长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潮汕人却有着许多其他地方人难于理解的落后观念。

宗族聚居、宗派意识、拜神祭祀、重男轻女等在其他许多地方已经被淡忘的东西，在潮汕却仍有极强的生命力。

据说，在潮汕的农村，不少家庭妇女一年的时间大约有一半花在了拜神祭祖、求神问卜和过年过节上。

潮汕人的这些落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经商才能的发展。

潮汕人办的企业大多是家族式的，长一辈的大商号到了下一辈就被分割成了几个小商号，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而企业却越分越小。

因而在汕头这样一个富于经商传统又有特区优惠政策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乎寻常的表现，就是在潮汕人最擅长的经商方面，汕头至今也没有一家在全国叫得响的商号。

潮汕人头脑灵活，从小在浓郁的商业氛围里熏陶和历练的他们精于算计，做什么事情都会把投入、产出和成本、利润先算好，绝不会去懵头懵脑地做赔本买卖。

但这种精巧的算计却不可避免地让潮汕人少了一份远见卓识，多了一份急功近利。

潮汕有句俗话叫“百赊不五十现”，因而潮汕人做什么都急于盈利套现，什么来钱快做什么，极少有富于远见的长期战略性投资。

也许，这跟潮汕人长期怒海求生的生涯有关，海上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风险大，搞得不好就把命也搭进去了，因而还是赶紧兑现来得实在。

这种风险意识也培养了潮汕人的另一种心理，不屑于赚小钱。

记者曾经奇怪，汕头沿街两边那么多整天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工夫茶的成年男人，他们不做事怎么过日子？“这你就不清楚了，”记者一位潮汕籍的同学解释说，“喝工夫茶可不是闲聊，他们是用这种方式互相打听做生意的路子，说不定明天就有谁靠从这里面得到的消息发财呢。

朝九晚五上班拿工资这样的小钱，他们没几个人放在眼里。

”
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要么就不赚，要赚就赚一把大的。

正是这种急功近利和做一锤子买卖的心理，再加上善于钻营的头脑，才使得潮汕地区在“失信”的轨道上越滑越远，终于酿至恶果。

潮汕人的“信”与“失信”
“汕头不讲信用的企业毕竟只是少数，现在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将大部分讲信用的企业连同汕头的名声都给害了。

”汕头市信用体系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锦庭说，“潮汕人历史上讲信用是出了名的，比如说‘侨批’就是其中的典范。

”据了解，“侨批”是一种类似于邮差的专门职业，与邮差所不同的是，“侨批”的主要功能是为在南洋谋生的潮汕人捎钱回家。

做“侨批”的人别无所长，唯有一个“信”字是他们赖于生存的资本。

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家乡父老的希望，也承担着在外打拼的潮汕人的血汗，因此，他们一定要保证“人在钱在”。

后来，“侨批”逐渐发展成具有汇兑性质甚至保险性质的一种金融形式，并且由于信誉有保证，这个行业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据史载，清末时已共计有多达５８２家。

从单人只船往来于潮州与东南亚各地到发展成如此规模庞大的组织和网络，“信用”二字是其兴旺发达的基础和灵魂。

从讲信用的典范到１８个地区因信用问题向所属企业发通知，提出不和汕头做生意，潮汕人的信用在近代和现代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逆转，原因何在？
对此，隗芾教授分析，其原因在于潮汕人的市场经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种自发阶段。

以前，潮汕人靠这种先于内陆产生的市场观念创造了潮汕历史上的辉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汕人这种与多种落后观念结合在一块的自发的市场经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再加上我国在市场体制建设上的滞后性，潮汕人这种既强于内陆又未达到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意识，在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的约束下极易误入歧途，产生破坏性的结果。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在潮汕地区有，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初期及我国条件与潮汕地区类似的浙江温州和福建石狮等地，这种现象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过。

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例证。

为什么留在潮汕地区的潮汕人并没有太大的成就，甚至有一部分人还给潮汕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而走出去的潮汕人尤其是海外的潮汕籍人士中却有着大批的、成就斐然的工商巨子？这说明潮汕本土中存在着不利于潮汕人发展的因素，而市场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脱节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信用的缺失，给当地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但如果你在家乡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除了含泪离开，你还能有其他选择吗？”一位忍痛将工厂从潮阳迁出的企业老板动情地说。

而仍然坚守在汕头的企业心中也有许多苦水，大家也许对《实话实说》节目中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乐伍关于采购时必须全额付款带来成本增加的话留有印象，但这还只是成本增加的一部分。

潮阳的一家服装出口企业老板表示，由于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公司从东部一些省市采购的生产原料，税务部门就税票发函到外地查询时，就是得不到答复，受其影响，出口退税老是办不下来，成本增加，对企业的影响很大。

“山”与“水”的冲突与融合
在汕头采访的过程中，有企业界人士向记者提出：为什么现在潮汕的产品在国内遭遇信用危机而出口产品却一直很少出问题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国外在这方面的规定很严格也很详细，很难有空子可钻，国内在这方面相对来说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目前正着力搞好信用体系建设，就是要对这个进行规范。

”刘锦庭分析说。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因为国内外市场体制完善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实质上，它是一个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冲突问题，”隗芾教授说，“潮汕地区在长期与东南亚的商品交换，尤其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海洋文化，这和我国大部分地区封闭性的大陆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用大陆文化的方法来管理海洋文化的潮汕人，很容易出现漏洞。

”
隗教授将大陆文化比作山，它讲究稳定因而倾向于封闭，推崇脚踏实地，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将海洋文化比作水，它讲究流动因而倾向于开放，强调机遇，在海上一网下去，运气好能有大收获，运气不好什么也捞不到，信奉“爱拼才会赢”。

他从海洋文化的特点出发将汕头信用危机的原因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源于海洋文化的流动性，缺乏对土地的精神归属感，由此导致对传统道德的远离，对法制的生疏；二是源于海洋文化的机遇性，不愿吃苦受累，妄想抓住机会一夜暴富，形成急功近利的心理；三是源于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形成胆大妄为的性格，急于求富的心理，导致不择手段的行为。

海洋文化如水般无孔不入的流动性在大陆文化讲求自律的背景下极易出轨。

因而隗教授认为，不仅潮汕人要反思，我们在制定和完善市场经济规则时也应该反思，尤其是在规则制定的指导思想上要加以反思。

加入世贸组织和国际接轨，从文化层面上讲是我们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轨。

对此，刘锦庭也表示，潮汕人积极主动，不等、不靠、不要的特性是汕头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所在，对于头脑灵活的潮汕人，政府做得更多的是要对他们加强引导，避免他们将聪明才智用错地方。

所幸的是，我们看到，打造信用汕头作为一种理念已经根植进了大部分汕头
人的心中，而雅倩、拉芳、大印象等国内知名品牌也仍然坚守在汕头大地上。

据汕头市政府提供的资料，今年第一季度，全市ＧＤＰ为１１０．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９％，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０．９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４．２％；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２．６％和１．３％；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５．２％，１～２月外贸出口增长７．２％；财政收入增长１．２％。

更为可喜的是，一些原先准备外迁的企业打消了念头，有的外迁企业又重新回到汕头，美国加德士、台湾海霸王、日本矢崎等一批企业增资扩产，四洲集团把广东总部和在香港的亚洲最大的薯片厂搬到了汕头。

“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本地企业的假冒行为冲击，但我们并不讳言我们是汕头的企业。

”广东熊猫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陈先生对记者说。

以拉芳品牌叫响全国的这家企业在前一段时间曾经被作为是因害怕处在汕头潮阳而给企业带来不良影响的典型。

“就像龙岗（深圳市的一个区）的产品会把自己的产地说成是深圳一样，我们把自己产品的产地说成是汕头特区广汕公路旁也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头叫起来响亮一点，并没有别的意思。

”
“潮汕独特的区位和文化为潮人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舞台，缺的是既能发挥潮人特长又熟悉规则的演员。

”隗芾教授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