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日留学生到外交官

从在日留学生到外交官

专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程永华

1963年，长春市南京大街小学的孩子们好奇地迎来了几位外语教师。老师们选了一些孩子跟着他们模仿“は、ひ、ふ、へ、ほ”等日语的一些独特发音，并经过两轮一般学科考试，从中挑选了几位进入长春外国语学校，成为该校建校后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创办了8所外国语学校，其中长春外国语学校专门负责培养日语人才。程永华就是这批被选拔上的小学生之一。10年后，程永华成为新中国送到日本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那一年是1973年，也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年。弹指一挥间，32年已经过去，19岁就来日本留学的程永华现在任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如何从一名在日留学生成长为一名外交官，带着这种好奇，记者采访了程永华公使。

记者：听说程公使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最早来日本留学的学生之一，请问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程公使留学日本？对于国内的学生来说，70年代初期，能够出国留学意味着什么？

程公使：70年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改善，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人员比较紧缺，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中国外交部选拔了一批学生送往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留学。1973年外交部首次选派7名学生到日本留学，我就是这7名留学生之一。当时的同龄人大多在“上山下乡闹革命”，在那个年代能够出国留学，实在太幸运了。

记者：刚来到日本的时候，程公使有何感受？当时你们在哪个学校学习？专攻哪个方向？那时候的留学生活给您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程公使：1973年的日本经过“高度成长”，工业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非常发达。不过当时正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而且，工业高速发展还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比如水污染、城市废气污染都比较严重。对于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学生而言，初到日本，感觉这里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

1973年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两国间尚无正式的文化协定，日本的国立大学不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当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宫川寅雄先生帮了我们留学生很大的忙。宫川先生当时任职于日本和光大学，在他的努力下，我们一行进入和光大学学习了1年半时间，和日本学生一样选修日本文学、地理、文章表现等课程。 1974年底，池田大作先生访华，周恩来总理抱病会见了他，会谈中周总理深情回忆起当年的留日生活，使池田先生深受感动，回到日本后他决定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以继续完成学业。197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创价大学设立日本语别科，专门为各国的留学生安排留学课程。在各方面协助下，我们转到创价大学学习，当时我们是按照日本教职员课程来选修科目，包括日本史、世界史、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课程，此外，我们还和日本学生一起上公共课程。

虽然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又处于冷战时期，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社会对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老师和学生们多次自发地组织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双方以各种形式开展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而且我们被安排住在日本学生的寮里，所以和日本同学的交往就更密切了。

记者：当年和程公使一起来日留学的同学现在多从事什么工作呢？程公使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

程公使：1977年结束留学生活后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并直接留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至今已是第4次到驻日使馆工作，累计起来已有17个年头了。当年的同学里，目前还有两位在驻日大使馆工作，滕安军参赞和李冬萍参赞。另有两位同学在国内的中日友协工作，其他同学则从事经济交流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送的首批留日学生，现在都在为中日友好交流事业工作。

记者：程公使从事中日外交工作多年，能否介绍其中让您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程公使：对我触动最大的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日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我作为小平同志访日的一名联络员，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1978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乘专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10月23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我自1973年到日本留学以来，第一次看到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访问日本，看到五星红旗在日本的国宾馆飘扬，听到日本军乐队奏响中国国歌，感到19响礼炮震撼着国宾馆广场，那种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心灵的震颤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

邓小平访日期间，在东京、大阪等地参观了新日本制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企业，还游览了京都的岚山、奈良的唐招提寺。在从东京到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日方有人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微笑地说：“这对于中国太快了。”后来又说：“就象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小平同志的话意味深长，既表达了要让国家迅速发展的迫切心情，又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照搬的道理。

多年后，我仔细回想，邓小平访问日本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在勾划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1978年访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对小平同志稍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决策”也许有一定的影响。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开辟了我们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记者：从1973年的7个人开始，今天，在日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7万，占了在日留学生的六成以上。作为一名留学日本的前辈，您看到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有这样大的变化作何感想？您对现在的在日中国留学生有何印象？

程公使：从邦交正常化时的7个人到30年后的7万人，这是一个喜人的数字，也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共同推动的结果。和我们当时相比，今天的中国留学生在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首先，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报考任何一所大学，学科领域也要比我们那时更宽，学到的知识也更丰富。我希望中国留学生能利用在日本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欢迎大家回国服务，也可以留在日本为中日友好交流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