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论文

生态美学

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

学号20092411310055 姓名连政班级 09音乐表演二班

选题缘起：

美学课以老师微笑为前奏而开始，同样在面带微笑之中结束。美，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记，改变着我的日常言行举止，生活作风

和对未来美的企盼与追求。早在几年前，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的祖振声先生让我撰写《音乐与环保》一书，使我有了研究与观察问题的新角度和视野。在写作这本小册子过程中，阅读了一些有关生态学的书，思考了音乐与环保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论域产生了兴趣。加之，在阅读埃里克·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观》等著作中感受到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宇宙精神，常令我激动不已，对生态美学的发展就更为关注。在此，我把自己的相关研究与同行们进行交流，期盼更多人对此产生兴趣。

一、生态美学的研究是中外美学发展的新趋势

生态学（Ecology）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互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向各学科渗透，派生出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分支。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生态社会为依托的新兴学科，它以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方式来把握事物动态，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多重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三者的内外协调为立美目标，具有跨学科的视域和相当强的应用性。国外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述，如W·赫伯恩发表于《英国分析哲学》上的论文《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1966）和被我国生态美学家称之为生态美学产生的标志性作品的《寂静的春天》（卡逊1962）。[1]尔后，相当数量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专著不断问世，（俄）曼科夫斯卡娅1992年发表于俄罗斯《哲学科学》中的《国外生态美学》的论文，总结了这一生态美学的发展态势，指出：“国外生态美学已取得一系列珍贵的科学成果。其地位、研究对象已经确立，概念体系已经形成，它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显示出来。[2]

我国美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和出版相关的著述，其中李欣复教授的《论生态美学》一文被誉为“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3]尔后，又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的生态学》等相继问世。笔者认为我国美学界这种新趋势的形成，体现了这一学科新的特质及其发展的态势。

1.理论形态的更新

生态美学的新特质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新近，还体现在它所依托的生态学理论与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相一致，与全球进入后现代的生态社会同步，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生态美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它既有生态学的特性，又有美学的内涵，既可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深入的思考，又可从经验美学之角度对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探究。[4]生态美学“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过渡到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机整体。这可以说是具有时代意义的。”[5]这是一种超越了主体性实践论，具有主体间性的理论形态，具有与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不同的生态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可见，生态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形态，超越人类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多重审美对象与生态系统共存共生、协调发展的立美追求都具有新的特质。

2．研究成果显著

该领域近20 年在中国的研究成果除上述论著外，还有张皓《中国文艺生态研究》、袁鼎生等撰稿的《生态审美学》、王诺《欧美生态文学》、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陈望衡《环境美学》、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隋丽《现代性与生态审美》，会议论文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环境中的美学与文学》等，译著有美国阿诺德·柏林特的《环境美学》、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卡尔松的《环境美学》、阿诺德·柏林特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思考》等。相关的学术论文已有400多篇，获批准的国家社科项目5项。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介绍了国外生态美学的研究，挖掘了中外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还对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理论构建等提出重要的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并在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学批评三方面成果显著。[6]

3.研究队伍形成、研究动态活跃、学科发展进入新阶段

该学科已有逾百人的研究人员，在2005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已达170人。在相关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的老、中、青学者有滕守尧、鲁枢元、曾繁仁、陈望衡、彭锋、刘悦笛、张华、隋丽等30多人。

生态美学界召开了有关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的会议10次，3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国内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研讨会，在美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曾繁仁教授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把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为萌芽期（1987至2000年），二为发展期（2000至2007年），三为新的建设时期（2008年以来）。[7]目前正处于新的建设阶段，一方面该学科

对前两个阶段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则对新阶段的学科建构进行了新的构想和展望，整体发展的态势良好。

中国音乐界同仁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一些相关论述，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从音乐美学的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的不多，中国音乐美学界对生态美学的发展亦关注不够，在这种发展的思潮中没有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同时，生态美学家们对与此相关的音乐现象和音乐美学研究成果了解甚少，更无法深入其中提出创见。

二、生态美学的研究与音乐美学的发展

进入生态美学研究的新视域，对中国音乐美学的构建与发展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拓宽音乐美学的研究论域，并从生态美学的新角度来观察、分析音乐行为与创造成果，产生新的见解。如中外音乐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意识资源，我们以当代生态文化观，对此进行分析，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纳入生态美学的研究视域，就会有新的发现。再如以生态美学的理论对原生态民间音乐、环保歌曲、器乐作品加以剖析，在作品内涵的领悟上，会更深入。从美学层面来思考中外音乐文化生态状况，也会萌发独特的观点。

其次，生态美学观对音乐工作者主体思维模式与观念的更新、人格美的塑造具有积极的影响。“生态美学应该是突破了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的，是以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关系为原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8]这种主客统一的有机整体观，使主体与万物、人与生存的环境共生、共存、彼此相关、协调发展。“生态美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人们生态文化观念的发展和确立健康的生存价值观。”[9]新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克服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偏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发展，就会保护环境、爱护自然、节约能源、善待万物，就不会穷奢极欲，浪费资源，进而追求生态的人格美，这“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的最终实现，是人的自由本质的最终实现，而且是使这种和谐成为恒久存在的根本保证。”[10]这种人格美具有超越类种的道德和众生平等的胸怀，不仅具有生态的意识还有生态实践、知行合一的行为。若音乐工作者能有这种宏观的视野、博大的爱心、和谐的心境、崭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音乐创造和理论研究上一定有新的飞跃。

再者，以生态美学观丰富音乐教育的理念，可强化音乐教育的效应。在音乐教学中，可通过具有生态美的音乐作品的欣赏与表演，培养青少年的生态审美观，或教师自觉地在音乐审美、立美的实践中，增强学生的生态意识。这可使年轻一代逐步树立生态文化观与价值观，成为具有生态人格美的新一代。此外，通过音乐美学界在生态美学研究上的成果，为中国生态美学的构建与发展亦做出贡献，使生态美学的研究超越仅在文学领域发展的局限，更具美学研究的多元化与丰富性。

三、在生态美学视域中，音乐美学相关研究的论题

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音乐美学相关研究的论题范围广泛，笔者初步设想如下：

1.生态美学元理论的研究

尽管，中外生态美学的形成与发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但作为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尚须完善，重要观点的确立，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元理论的建构亦需要众多艺术门类的学者共同参与，所以，音乐美学工作者在基本理论的研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生态美学与音乐美学结合点的探索

以生态美学观分析音乐文化现象与创造成果，既要掌握音乐与其它艺术门类相同的共性，即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把握音乐艺术与其它艺术不同的审美、立美规律。结合点准确才能使研究更有效、更到位，才能为生态美学的总体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比如音乐听觉环境、文化环境的生态平衡，环保音乐的设计和效应，音乐立美、审美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特殊价值等，都是音乐美学研究者可以思考的较为独特的生态美学的论题。

3.以生态美学观分析、梳理中外音乐观念中的生态意识资源

无论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家的音乐思想，还是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音乐观点，都具有生态意识的因素。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音乐的和谐中体现了宇宙万物的本原”[11]，柏拉图的和谐论不仅谈到音乐与宇宙的和谐是一致的，还把灵魂的和谐与音乐的和谐相类比，视音乐为人类与宇宙和谐的体现，肯定了音乐在宇宙和谐、人类精神和谐中的作用。[12]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思想中，已关注“天”、“人”、“和”等概念，并通过阴阳五行来解释宇宙、解释音乐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种把音乐之和与宇宙之和相联系，认为最高的和谐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的思想，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和的思想。”[13]先秦以降，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淮南子》、《乐记》、阮籍的《乐论》中均有所体现，《乐记》提出的：“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论》强调的“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14]这种天、人、乐合一相和的整体观，体现了古人的生态智慧与顺应自然发展的生态观。

再以西方音乐发展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为例，雷毅在《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浪漫主义文化意识与生态理论的关系：“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在欧美是以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为深层生态意识提供了新的来源。”[15]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认为：“浪漫派看待自然的方式基本上是生态学的，也就是说，它考虑的是关系、依赖和整体性……浪漫主义基本上是生物中心论。这种看法认为整个自然都是活的，凡是活的东西就有要求人类道德情感的权利。以这种浪漫主义情感看问题，那种敌对的二元论便转而朝向融合论了。而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对待自然的冷漠态度，便转化为一种对整个现有秩序的热爱和对自然的亲族关系的感知。”[16]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对待生态的观点与当代生态学把人类中心转化

为生物中心，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变成主客融合，与自然形成亲密的关系，超越人类道德范围，使之适用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等是相洽的。

我们以上述生态学的研究为据，结合西方音乐史专家对浪漫主义音乐的评价，不难把握浪漫派音乐中的生态意识。保罗·亨利·朗格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中论述：“浪漫主义的自我要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到世界中去，到精神与自然的宇宙中去。……它永远是在人和无限的空间关系之中看待人的……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不一样，那时人们只爱大自然的田园风味，而浪漫主义者被大自然充实起来，他把自己浸没其中，神秘地、泛神地感觉自身是和大自然混为一体的。”[17]他们从人与自然整体关系中为人类定位，视自然与人类为有机的整体，消除了二元对立，形成音乐家与自然的互动。他们从自然中获得启示、汲取灵感，进行创造，他们的音乐又回归自然系统中，既影响人类，又融入到宇宙精神中。

4.以生态美学观分析中外音乐作品与音乐家思想

生态美学的研究使中外音乐作品的分析可以增加新的角度，如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野玫瑰》以分节歌的形式叙述了少年强行摘取娇艳、美丽的红玫瑰，被玫瑰拒绝后，仍粗暴地摘下鲜花，尽管玫瑰花刺痛他，还是避免不了被摧残的命运。歌曲《鳟鱼》更鲜明地谴责了渔夫的阴险，表达了词曲作者对受骗小鱼的同情与观鱼者的激愤。从生态美学的层面分析这两首歌词和音乐的意味，不难感受到该曲内蕴的生态意识，展现了德奥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崇尚，对人类为自己的私欲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揭露。

中国古琴曲《流水》被周文中称之为：“人的意识与宇宙的交融”[18]具有无限时空延伸的巨大张力。把此曲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相结合，与丰富的山水文化相联系，同样可以发现中国古琴曲中显露的生态美学的追求。

再从作曲家的美学思想分析，如贝多芬心中的自然情结，西贝柳斯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均是音乐史专家关注的问题，但以生态美学的观点去进行研究的，在国内并不多见，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5.以生态美学观对中国音乐文化生态进行思索

这一论题既包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生态系统的分析，亦内含对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美学研究，还可以论述如何以生态美学观来构建、调节现有的音乐文化生态，使之形成和谐平衡的系统

蔡际洲的论文《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19]、陈蔚的专著《原生态民歌的美学探讨》[20]、王志成的论文《论中国音乐生态系统思维方式的美学思想》[21]、白玮的论文《中国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刍议》[22]等体现了我国音乐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究成果。

6.如何在音乐一二度创作的立美实践中体现生态美学思想

纵观与生态意识相关的音乐创作，可分为五类：一是明确传达环保思想、生态学观点的环保歌曲。如解承强作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陈哲、陈雷词）以解救丹顶鹤

而丧生的女大学生徐秀娟的故事为据，成功地谱写了这首凄婉动人、情真意切的歌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环保歌曲的代表作。再如《地球的孩子》、《谁能不爱地球母亲》、《超载的星球》、《地球大合唱》等都属于这类作品。二是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颂和热爱，同时又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的作品。如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就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敬与感恩，自然的节律与人类心灵的交流，人类融合于自然怀抱中的喜悦。三是通过对当代噪声盈耳生态环境的展示，人类失调的心理环境的表现，表达出对和谐生态环境的企求与渴望。这种信息可以在具体音乐、表现主义等现代派音乐中获得。四是专门设计的环保音乐。其特点是在美妙抒情的音乐中，融入自然音响或模拟的自然音响，让繁忙、浮躁的都市人在有限的时空中，置身田野、回归自然，心态趋于平和，在与自然共谐的感受中，增强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如台湾制作的《森林狂想曲》就是数位专家耗时五年，采集了近百种自然音响录制的。乐曲把自然音源与民间音乐语汇融合在一起，颇具创意。瑞士班德瑞的新世纪音乐，日本神山纯一的自然音乐都是此类作品的上乘之作。[23]五是原生态的民间音乐等。

一度创作者生态美学观的形成、发展，就可以比较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创造中体现生态意识，自觉地关注生态美的题材并在此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华，为生态美的构建出力。二度创作的表演者亦能积极地发现、挖掘一度创作中的生态美因素，予以创造性地再现，使之更鲜明突出，并在多样化的二度创造中令其更丰富多彩，给人以常演常新的审美感受，使欣赏者在美的愉悦中接受生态思想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建立积极的生态观。如张缙、何圣伦的论文《生态美：中国器乐演奏艺术的文化价值》就是从乐器的质材选取、演奏方式及作品内容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剖析中国器乐艺术生态美价值的研究。

[24]

7.音乐生态美创造与欣赏的本土化问题

从宏观上把此论题置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中，研究具有生态文化传统的民族审美观、本民族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制度文化、语言、风俗与音乐生态美创造的关系，从微观上深入分析民族心理结构对生态美创造与欣赏的影响，尤其是民族及地域的听觉审美习惯、趣味，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如对悲剧美、喜剧美形态趣味的不同，在音调感、节奏感、音色感、多声部感等方面的差异对创造和欣赏的影响等。

8．音乐生态美创造与欣赏的共性与个性

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同样面临着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美学是一个世界性、国际性、全球性概念，它指向的是一个当代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焦虑’，共有话题。”[25]在此基础上的立美、审美创造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具有彼此相通的共性。同时，由不同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形成的民族性、构成不同个体诸因素形成的个性，就会形成立美、审美创造的差异性。这种共性与个性如何体现于音乐生态美的创造与欣赏中，可以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9．如何在音乐教育中传播生态美学观

一方面探究中外教育传统中的生态文化因素，如奥尔夫教学中，利用身边现有资源进行学习与训练，就体现了一种环保意识。

另一方面，在环保教育纳入中小学的音乐课程的情况下，如何把课程设计上升到生态美学的理论层面，运用美学的观点去指导教学实践，使之具有综合性、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亦是有许多内容可以思索的。现在已有一些中小学教师在思考如何在音乐教学中体现生态观，或设计生态音乐课堂等问题；还有一些大学音乐教师想把“原生态音乐”引入高校音乐教育中，都涉及到生态美学与音乐教育的关系，可以进行更广泛的探索。

四、生态美学研究的难点

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涉及到一些尚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亦是众说纷纭，笔者展示于下面，可引起同仁们的思索。

1．以人为本与非人类中心

以人为本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这与生态美学提倡的非人类中心有无冲突？在生态美学的观点中，有人主张生态中心的观点，亦有人提出不以任何价值尺度为中心的整体和谐观。哪一种观点更科学？在生态整体平衡的关系中，人类应处于什么位置，在众生平等的情况下，人类的利益和其它物种利益矛盾时，人类应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2．古代生态意识与当代生态观

中外古代生态意识为今天生态观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如何？

3．生态美与自然美

生态美学的研究者一致认为生态美不同于自然美，至于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何处，看法则不尽相同。徐恒醇认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26]鲁枢元提出：生态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27]这样生态美的内涵就较自然美广泛得多。笔者认为自然美作为传统美学的概念，与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生态美的概念很重要的区别还在于时代、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在经历了生态危机、步入生态社会后，对自然、社会、人类精神存在状态的认知、体验不同了，具有整体协调、均衡发展、万物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观念，在美学的追求上，也以这样的观念作为指导，立美与审美的实践，超越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立足点。进入宇宙万物和谐发展的视域。

4．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

关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界定，中外学界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生态美学包括环境美学。如俄罗斯学者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一文在分析全球生态美学研究情况时，把环境美学的研究成果、观点也纳入生态美学的论题之中。前述曾繁仁概述中国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论文，亦是如此。

二是认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有区别，在研究对象、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如张华认为：“环境美学侧重于环境（自然环境、人工环境）本身的研究，而生态美学则更强调人与环境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28]

三是肯定环境美学的科学性，质疑生态美学的自明性。这种观点在杨华的《环境美学的谱系》一书中提及两次，[29]表达了对国内外生态美学发展的看法。

笔者认为，无论是支持生态美学的构建，还是质疑其建立学科的必要性，或是对学科的发展提出批评、建议，总之，美学研究者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发展。本文抛砖引玉之举，也是为了让音乐美学界的同行们以自己的智慧为这方面的研究贡献力量。

[1]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由之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

11期，第31—35页，第12期，第21—24页。

[3]曾繁仁《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2009年第2期，第72页。

[4]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版，第247页。

[5]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16—17页。

[6]同[3]，第72—74页。

[7]同[3]，第72—73页。

[8]同[4]，第4页。

[9]徐恒醇《生态美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147 页。

[10]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11]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

版，第20页。

[12]同[11]，第73—74页。

[1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第

69页。

[1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年版，第307、418页。

[15]雷毅《深层生态思想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73—74页。

[16]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112—113页。

[17]保罗·亨利·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0页。

[18]张鸿懿、张静蔚主编《中国名曲欣赏》，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19]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持续发展》，《中国音乐》，2003年第2期，第16—22页。

[20]陈蔚《原生态民歌的美学探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王志成《论中国音乐生态系统》，《齐鲁艺苑》，2001年第3期，第41—45页。

[22]白玮《中国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刍议》，《文化学刊》，2009年第4期，第19—21页。

[23]罗小平《音乐与环保》，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9页。

[24]张缙、何圣伦《生态美：中国器乐演奏艺术的文化价值》，《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25]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视野看生态美学的民族性问题》，《社会科举

辑刊》，2005年第6期，第166页。

[26]同[9]，第119页。

[27]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28]同[4]，第248页。

[29]杨平《环境美学的谱系》，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