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作家王蒙：爱情让我发现人性的美好

【课外阅读】作家王蒙：爱情让我发现人性的美好

王蒙曾问她：“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她答：“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她说：“有我了。”

妻子崔瑞芳在《我的丈夫王蒙》一书中写道：“我们是世上最平常的一对。天塌地陷了，我们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风风火火了，我们还是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愿我们的福气，让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

王蒙说：“爱情是生活、生存、生命，也是对幸福的寻找和验证，是爱情让我发现了人性的美好。”

今年3月与王蒙携手60余载的爱妻崔瑞芳去世，6月王蒙的新书《中国天机》出版发行。说到老伴儿，王蒙说：“她走了以后我做过好多次梦，我没有一次梦完了以后觉得非常空虚，而觉得是非常坚实的存在。她的手是坚实的，她的胳膊是坚实的，她的脸也是坚实的，仍然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样。”

从1951年相识相恋到结婚，他们携手走过了60余年。回想过去的风风雨雨，王蒙说：“爱情是生活、生存、生命，也是对幸福的寻找和验证，是爱情让我发现了人性的美好。”

而妻子崔瑞芳在《我的丈夫王蒙》一书中写道：“我们是世上最平常的一对。天塌地陷了，我们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风风火火了，我们还是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愿我们的福气，让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

团干部对中学少女一见倾心

1934年10月15日，王蒙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沧州南皮。

王蒙早熟，智慧过人，14岁入党，15岁当团干部，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解放初期，王蒙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做领导工作。

“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时，区委既要抓运动，又要抓日常工作，忙不过来，就从基层抽调一些人员来帮忙。崔瑞芳也被从学校临时抽调出来，利用寒假假期帮助区委做些文书工作。崔瑞芳报到后忙着解行李，一个男青年向她走来，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她想起暑假时在北京师范学校参加过一个会，召集开会的就是这个男青年，名字叫王蒙。王蒙走到了她身边：“你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来了几个人？”崔瑞芳答：“就我一个。”王蒙又道：“我在前院办公室，一个大门里。”

中午，他们都在一个食堂打饭。打饭的人很多，队伍较长，崔瑞芳排在队尾。王蒙已打好饭，正往前院走，看见她时突然停住脚步，特意转过身来笑着和她打招呼。她觉得王蒙挺有意思，待人热情。那以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由不熟悉到熟悉，成了很谈得来的朋友。

新学期开始后，崔瑞芳回女二中读书去了。她刚回学校没几天，就收到了王蒙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一个普通团干部和一个女中学生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1954年，崔瑞芳高中毕业后去太原工学院读大学，王蒙仍在北京做团的工作。崔瑞芳在太原读书期间，王蒙接二连三地去信。许多人如诗如梦的初恋都破灭了，初恋是很难成功的。崔瑞芳与王蒙也曾有过断层，她是个学生，情绪极不稳定，时好时坏，一会儿阴天，一会儿晴天，还一度终止过联系。然而他们非同一般，告别一年以后，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爱情。

1956年3月末的一天上午，崔瑞芳下课时发现学校公告黑板上赫然写着“王蒙”。她很奇怪，再往下看是某刊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以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因为小说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放学后，她顾不上吃午饭，一口气跑到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了1956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果然上面有王蒙的小说《春节》，小说中的“我”在呼唤着她！她激动得一颗心都快跳出来了。一切都变得那么亲切、美好、可爱，初恋情怀悠然在心中荡漾。她无法控制自己，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他们终于连接起两个等弧度的圆弧，画了一个完整的圆。

与婚姻结伴而来的厄运

王蒙、崔瑞芳相爱6年后，1957年1月28日，他们在北京幸福地结合了，但与他们的婚姻结伴而来的是王蒙政治生涯的厄运。1957年11月，在七三八厂团委工作的王蒙，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市团委参加“学习”。他和他的作品（主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遭到了批判。批判会开了整整一天，所有“问题”都猛烈地上纲上线，那架势非把王蒙搞定成什么“分子”不可。

1958年5月，24岁的王蒙被正式定为“右派”。

1958年秋，王蒙被发配去北京郊区门头沟肃堂公社桑峪大队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又去潭柘寺一带养猪、种地、栽树、背石头。1961年5月1日，王蒙又转到大兴县三乐庄市委副食生产基地继续劳动改造。五一节期间，“右派”王蒙是不允许回京的。崔瑞芳决定主动去探望夫君。她特意买了一盒王蒙爱吃的点心，坐上了长途客车。下车后，东问西问终于找到了生产基地。正当她在几排平房间寻找宿舍时，远远走来一个人，是王蒙。她要给夫君一个意外的惊喜，就迅速飞奔过去。然而，王蒙吃惊的脸上竟一点笑容也没有，只是愣愣地问怎么到这里来了。

崔瑞芳说：“我来看看你，这是我给你带的点心。”王蒙没有回答，神情紧张地向四周瞅瞅，生怕被人看见。然后他急促地对夫人说，这里管得很严，他不能在屋外待得太久，要她赶快回家。夫人亲昵地说：“刚来就走？不，我要看看你住的地方，看看你是怎样生活的。”王蒙很为难，战战兢兢地说：“你看一下就走。他们都是‘右派’，你不要太热情。”她跟着王蒙走进了平房中的一间。屋子不大，空气污浊，聚集了很多人，各自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埋头写什么。崔瑞芳一进去，所有的头都抬了起来，惊讶地望着她。她记着王蒙的嘱咐，“不太热情”地说了句“你们好”，除一两个人淡淡地“嗯”一声外，其余的人又木然地埋下头去。王蒙示意夫人离开。她走出屋门，王蒙勉强跟了出来，匆匆说了句“你快走吧，我不送你了”，就转身进了屋。崔瑞芳站在外面，腿沉重得迈不开步，她没想到和王蒙久别后的重逢竟会是这个样子。后来她才知道，王蒙在那里受到一些非人的待遇，他怕她难过，信中一律报喜不报忧。夫人的突然到来，使他惊慌失措，完全失去了常态。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1962年，王蒙终于被摘了“帽子”，但仍有人称他为“摘帽右派”。1962年9月，经他过去的一位老领导推荐，王蒙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师院从教工宿舍楼里腾出一间小屋给他们住。结婚几年，他们有了两个爱情结晶——儿子山儿和石儿，一家4口第一次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对此，王蒙并不满足。年仅28岁的王蒙初尝人间荣辱沉浮后，献身文学的激情不泯。1962年，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这一年他的两个短篇《眼睛》《夜雨》发表了。

几篇作品的发表，使王蒙那被硬压下多年的创作欲望，又无比强烈地升了起来，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当新疆作协负责人在文联会上遇见他并动员他去新疆时，他马上动了心。他渴望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用笔讴歌新的时代。须知，王蒙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对一个“摘帽右派”来说，是够理想的了，可王蒙放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过，却做出了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首都，到新疆去！而且在做此决定前，没有和在中学任教的夫人商量。等到给崔瑞芳拨通电话时，已成决议：“我打算去新疆。”崔瑞芳回答得很干脆：“你去哪，我跟到哪！”

1963年12月23日，王蒙放弃了北京的一切，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两岁）迁往新疆。一到乌鲁木齐，还没来得及把家安顿好，他就迫不及待地下去深入生活。他先后去了吐鲁番和南疆。几个月后，当他返回乌鲁木齐时，带回了一连串描写当地风情的好作品。

然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使文艺政策发生了改变。王蒙的作品《红旗如火》原本已经排好版，却在付印前被撤下，接着有人质问自治区党委及文联，为什么把大“右派”王蒙调到新疆？幸好自治区党委和文联的领导对王蒙非常爱护，想出了一个保护性措施——找个边远、偏僻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避开风头。王蒙选择了伊宁，这是个离中苏边境很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离开乌鲁木齐前夕，王蒙携夫人最后一次在公园的林荫道上散步。两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王蒙挽起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