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十)红三军

红二方面军（十）红三军

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十多个师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并组建和加强了湖北、福建、江西等省的“剿匪”总指挥部。

在“围剿”方法上，也由过去的几省军阀联合“会剿”转为由蒋介石统一组织和指挥的“会剿”，在湖北，分别任命了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剿匪”司令。以何键为首的湘军，在结束了对桂军的作战之后，也调集主力向红军进攻。

十二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九师李觉部纠集湘西土著武装、湖南警备第一军陈渠珍部等共两个多师的兵力进攻红二军团。一路陷石门，一路

（主力）从临澧向澧州逐步推进，八日晚进抵澧水南岸之停弦渡、万河、宝塔湾一线，其一部并渡过澧水占领了合口。与此同时，敌第十六师彭位仁部则从沅江向南县、华容进犯，新十一师残部自新洲配合第十九师进行的反扑。此外，在红军南下津澧之时，国民党军李宗鉴部乘机重占了公安，威胁红二军团侧后。

由于澧州战斗旷日持久不能结束，而且敌援兵已相继赶到，红军不得不自津、澧撤退。十二月九日，至松滋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红二军于十二日重占公安，并以第十二团少数兵力掩护伤病员及物资返回洪湖根据地。本来就极少成功可能的南征至此结束。

在红二军团第二次进攻津、澧期间，国民党军已陆续在洪湖根据地周围集结，监利、潜江、华容县城相继失守，湘鄂西特委要邓中夏立即率红二军团返回洪湖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但邓中夏片面强调洪湖地区河流、湖泊太多，不利部队行动，主张红军主力离开洪湖地区，另找地方“创建第二中央苏区”，拒绝接受特委意见。贺龙、段德昌等前委大多数同志，积极支持特委意见，认为洪湖是老根据地，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只要坚决依靠广大群众完全能够打破敌人的围攻，坚决反对红军主力远离洪湖地区的主张。但邓中夏否决了前委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将坚持正确主张的红六军军长段德昌调离主力部队，改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长，以汤慕禹接任红六军军长。于是，段德昌带领一部分伤病员返回了洪湖根据地。

红二军团退至杨林市一带后，洪湖形势更加紧张，特委再次

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洪湖根据地。邓中夏仍然拒绝接受特委的意见，并于十二日、十四日先后两次召开前委会议，不顾前委多数同志的反对，决定以松滋刘家场中心“选择阵地以待敌至”，与其决战。同时，又拟令红六军向松滋等地进攻，创建“第二中央苏区”。当此决策不定之时，他同意了贺龙为解除侧后威胁，保持洪湖根据地的通路，攻占公安的建议，令红二军攻占了公安城，但红六军仍分置于杨林市、街河市不动，以致延误了时间，未能集中力量作好迎击敌人的部署。

这时国民党军继续向红军进逼。十七日晨，从宝塔市、官桥、石子滩一线发动猛烈进攻，以优势兵力突入了红军阵地，其中一路迂回占领了西斋。红六军因兵力分散，未能击退进攻之敌。十八日，敌一部突入街河市以北地区，另一部接近杨林市，直接威胁军团指挥机关，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

是日晚，军团指挥部向刘家场转移，并命令各部队撤退。红六军四十八团和五十一团各一部约千余人，因被敌隔断与主力失掉联系，返回了洪湖根据地。

红二军在公安得悉敌向杨林市进攻，即迅速集中主力驰援。二十日，在谷升寺击退进攻公安之敌后，得悉军团指挥部已向刘家场转移，即经申津渡向刘家场靠拢。二十四日，全军

团在刘家场集合，经子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向鹤峰转移。

红二军团南征，共歼敌六千余人，先后解放了南县、华容、藕池、石首、公安、石门、津市、临澧等城镇及广大乡村，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由于邓中夏坚持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没有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脱节，以致所占城镇得而复失，而在杨林市地区又进退迟疑，丧失主动，以致遭受重大损失，红军伤亡两千余人，仅红六军减员就达四分之一。对于这种指导的失误，后来邓中夏也有所觉悟。他说：“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完全是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他的特点是脱离后方根据地，脱离群众，只凭军事行动向中心城市发展”。“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

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边，改编为红三军

湘鄂边界山岳连绵，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在红二军团南征期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红二军团转移到湘鄂边的鹤峰一带时，正值隆冬，部队给养匮乏，减员很大，士气低落。

此时，原活动于川东石柱、涪陵地区，由甘占元、覃伯卿、张轩等领导的一支部队，共三千余人，有枪两千余支，因受川军王陵基部和鄂西军阀部队的追击，处境窘迫，进入鹤峰地区。这支部队情况相当复杂。甘占元部是从川军第三师中分化出来的；张轩部原为川军杨森所属；覃伯卿部原是中共川东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后自行转向鄂西地区。这几支武装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联合了起来，但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在共产党员覃伯卿的影响下，他们打起“共产军”的旗号，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分成第一路（甘）、第二路（张）、第三路（覃）军，准备投靠共产党，投靠贺龙。进入鄂西后，通过哥老会关系，与贺英部取得了联系，想在此获得立足之地。湘鄂边党组织及贺英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红二军团。军团前委在分析这一情况时，认为，这支部队是反革命武装，是一支改组派军队，不可信任，否认了覃伯卿共产党员身分，决定以武力解决。十二月二十八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以邀请甘、覃、张等赴宴的方式，当场将他们逮捕，并处决了团以上官佐三十余人。二十九日在五里坪将该部全部缴械，除从中挑选千余人编人红军外，其余全部遣散。此举缴获各种枪两千余支，是红二军团在杨林市失败后的一次大的补充。在对这支部队的处理上，军团前委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甚至错杀了共产党人覃伯卿，对以后争取和瓦解土著武装产生了不良影响。

解决甘、张、覃等部后，前委在走马坪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邓中夏还没有从南征失利的教训中清醒过来，仍然幻想依靠单纯军事行动迅速取得胜利，认为“一俟稍微整顿后，当然应坚决的将全军团坚决（率领）出山再打硬仗”。“不怕敌人如何强大，我们只要将敌人弱点击破，方（就）能解除敌人对我们的包围”。因此，决定二日内红二军出山，十日内红六军出山，第一步先打石门，准备依托五峰、鹤峰，在武陵山区创建根据地。

自杨林市战斗后，何键为加强对湘西的控制，将陈渠珍部编为新三十四师，对其他各土著武装分别封以团或旅的番号加以笼络，还先后编成桑植、湘乡、益阳、岳阳、桃源、慈利、石门、沅陵等县保安大队或保安团，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为第一区“剿匪”司令，统一指挥湘西国民党军

“清乡”。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

红军向石门进攻时，

正值敌人在石门西北乡一带

“清乡”。红军进至白沙渡一带，与第十九师二团及新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