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的华夷之辩与东亚近代史

，共焚书24次，538种，共计13862部书。至于为了将古籍中的“夷狄”字样抹去，不知毁
坏了多少图书。
四就是对汉族人才的牢笼和钳制，官缺分满汉，满主要担任较为高级的职务，满汉同
级的满高于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邹容在《革命军》一书对此有深刻分析：“满洲人
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
在维新派的手中，这些“反动书籍”被当作了“反白”的“黄种种族革命”的精神源泉，
维新派把“满洲全族”比做保守的德川幕府，期望光绪帝能为明治天皇，而自比勤王之师
。
“黄种种族革命”在当时的东亚，是一种潮流。大黄种主义或曰大亚洲主义，在中、日
、朝三国都有很多的信徒。据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
，收拾以上各党派（指造反的哥老会、白莲教等）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
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期望日本成为这个能凝
聚中国人心的“非凡之士”。
同年，他在《对华迩言》中再次分析道：“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
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在认为欧洲必然会对中
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满清入主后，并未对满汉矛盾的消除做有效的努力，反而对中国本部十八省实行一种
殖民式的统治，钱穆先生称之为“部族政治”。主要的有:
一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禁止满汉通婚，甚至在国中设立许多禁区，禁止汉人入内，
吁日本当局要尽快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
以孙文为代表的“反满革命”与以康梁等为首的“黄种革命”，纠缠交织在一起，令
革命派和维新派相互间掣肘牵制不少，分裂了中国的精英力量。
窃以为，康梁等维新派，在民族革命与种族革命的抉择中，将“反白”先于“反满”
，至少在操作上难以召唤民众，这或许也是戊戌变法及维新运动、保皇运动“缺乏群众基
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的第一军，在东北所发布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之告示，公
开宣扬反满暴动：“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
，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
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军跨过鸭绿
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国姓爷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的日本母亲就是被“侵华清军
”奸杀的——直至近代支持孙中山的反满共和革命。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文献中，日本
人将自己称为“神州”几乎是一种常态，从他们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是在为恢复中华而
战。
这样的“华夷之辩”，在朝鲜也很明显。甲申年（1644年）满清入关灭明后，朝鲜一
时有能行仁政者，民悦之如解倒悬”，希望占领当局“施行大道”、“待民如子”，并且
指出“新占领地之统治者，责任至重，其人选非最慎重不可也”。（引文摘自《宗方小太
郎日记》）
中国最终输却甲午战争，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满汉矛盾令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
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与全国齐心合力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虏使”，蔑视和朝贡形成了奇怪的共存状态。
满清入关后，仁祖为祭奠明朝，在宫中行焚香望阙之礼。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
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郊
天报德，祭祀明万历皇帝。乾隆十四年 (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万历 (神宗)、崇祯(毅
实，日本人不仅是看不起蒙古人这个“夷”，也看不起“攘夷”无能的宋人。作为日本的
武士道的重要精神来源，宋末的抗元志士们，如文天祥等，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并
在明治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尊王攘夷”的明朝，日本人则多次遣使入贡。到了满清入主中原，日本人便认
为中国沦陷于夷狄之手，而以中国自居了。朝贡自然是不会再有的，相反他们还收留中国
日本：满清岂可称中华？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
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中国代表则
力争：“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
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
，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
个“爱国话题”，纷纷上书政府，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
础”而失败的原因？孙文在这方面的政治技巧就比他们圆熟，将“驱除靼虏”的口号喊得
震天响，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满清统治上去，直接、简洁、明了、方便，果真能起到吹枯
拉朽的作用，至于以后再搞“五族共和”，那以后再说吧。
戊戌失败后，梁启超痛定思痛，在1899年写就了《爱国论》，对中国人的观念有一深
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此后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
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
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
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报《民报》。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启超，也用“支
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但辛亥革命之后，满汉矛盾一消失，中日之间的矛盾便更趋尖锐了起来。日本依旧延
用“支那”，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满。“五四”运动中这也成为当时愤青们最热门的一
根本就不如“反满”更有动员力！这或许也是日后他终于叛离维新派，甚至参加到民国政
府中的一大精神转折？
甲午战争后，日本日益成为反满革命者的庇护所，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
组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时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流行用“支那
”称呼中国。中国的很多革命者，来到日本后，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
乾隆年间，身着中华服饰的朝鲜使者出访中国，被已改“蛮夷”之装的中国人围观，
据使者记载：“每与渠辈（指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汉人
无奈，只有自慰，说满清衣冠 “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
，执事服役无所相碍”，也不错！
甲午战争中，日本就充分利用了满汉矛盾。在《日清战争实记》中，就收有日本陆军
崇拜之发明》一文中阐述，戊戌年间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就认为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
，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就是著名的“保支论”。百日维
新末期，伊藤博文访问北京，不少人提议聘请他当中国的首相，这也是大亚洲主义的体现
。戊戌喋血后，没有日本政府协助，康梁等人是逃不脱西太后的手掌的。日本要人更是呼
江 ：竟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这篇精彩的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之手。作为中国通，
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贡献颇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宗方对日本利用
满汉矛盾谋划极深，在他于甲午年所撰写的《中国大势之倾向》中，分析道：“（满清）
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恢复明
直顶住满清的军事压力，拒绝承认清政权，甚至多次组织“反清复明”的军事行动。忠于
“中华”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将久居满清做人质、回国待位的昭显世子毒毙于昌德宫
中。其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清廷知之甚少，但终因中国本土放
弃抵抗而告终。
在被迫臣服满清后，朝鲜李朝仍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
国进行瓜分之后，他说：“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
能止于徒手旁观乎？”，要日本“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
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是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并十分具体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视在华占领区的民政，还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当今之
，而非“反满”。梁启超自己就说，当年他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
，即“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清代学
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当然，他们并不是在散播“革命的火
花”。这些晚明抗清人士的著作，一直以来都是“反清复明”的民族革命的精神源泉，但
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
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以上引自《大日本帝国外交文书》
第四卷，226-245页。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
其实，被现代国人视若仇寇的日本，一直以中华文明的传人自居，而将满清时的中国
朝’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
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
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徵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
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他认为，“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
戊戌变法失败，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满清部族统治的自私。满汉矛盾的存在，不仅导致
革命与改良的争论，牵制了大量精力，甚至也造成以满-汉为坐标的民族主义与以黄-白为
坐标的种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容易被后人所忽视的事实是，所谓保皇的“维新派”，
其实也并不拒绝种族革命的想法，当然，他们所提倡的“种族革命”，更多的是“反白”
”钱穆先生认为：“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
，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
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五是对满族人实行无原则的国家福利制度，以及满汉不同法律，满人的生活完全由政
府财政供应，此点不仅加剧了民族矛盾，也彻底腐蚀了八旗军民。
看作沦陷于靼虏的“修正主义”者。
日本文化中，有十分浓厚的“尊王攘夷”观念。当年，蒙元对日用兵失败，数万元军
于“弘安之役”中被俘，日本将其中的南宋降军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
将其它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徐继畲在其那篇后被锩刻在
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启蒙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其
借用日本式称呼自称“支那人”而非“清国人”。“支那”这个在后来引起中日间很强烈
感情冲突的词汇，在甲午后、二战日本战败前，几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国的唯一名词。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指甲申年明亡
于清），喊出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的誓言；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
比如广袤的东北、台湾，以及北京内城、八旗兵驻守的“旗营”----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
，至今还有“旗下营”的地名，北京内城干脆被西方人称为“鞑靼城”（TARTAR CITY）。
二是以“八旗恐怖”强推“剃发易冠”，《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记载：“不随本
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三是以修订《四库全书》为名，对中国典籍文物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清洗，据统计
刻反省：“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
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
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
矣，何爱之可云?”或许，他终于醒悟过来了，在这样的“无国可爱”的情况下，“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