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历史地位....

徽文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徽州文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封建政权、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权和加强一体化时期形成并获得极大繁荣的区域文化，因此，它是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封建性应是它的本质属性。

作为徽州文化基础之一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商帮，贾儒结合、贾仕结合、重亲谊、重乡谊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体表现；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种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选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无不内在体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为徽州文化指导思想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其一切都是在维护和辩护于中国封建社会。

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质，因此，当历史的脚步发展到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徽州文化随之一体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

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辉煌属于过去。

徽州文学是徽州文化的一部分，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在实际上却被人们误认，首先是由于徽州文化中其他领域的成就过于突出，客观上遮挡和消减了徽州文学的光芒，也因此转移了人们关注的视线。

其次是与人们没有多角度、全方位来看徽州文学有关。

人们一般只从本土的徽州文学家所创作的文学来看徽州文学，而没有注意到不在本土而客居他乡的徽州文学家所创作的文学也属徽州文学。

不但如此，非本籍而在徽州任职的文学家所创作的有关徽州风情的作品，还有那些前来徽州游览的文学家所创作的有关徽州风情的文学作品，也应是徽州文学。

最后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徽州文学缺少必要的挖掘、整理、批评和宣传，从而导致“不识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徽州文学在各个时代有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散文家、戏曲家、文学理论家及其重要作品，客观上对徽州文化的发展起着强有力的浸润和推动作用。

徽州文学不但体现了自身的文学价值，同时还体现了丰富的徽州文化的价值。

一般说来，政治家所写的一些作品就具有比较多的政治学价值，理学家所写的一些作品就比较多地具有理学价值，教育家所写的一些作品就比较多地具有教育学价值，等等。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具体到一些作品来说，它们还会体现出各自的价值。

如清代盐商方西畴所写的《新安竹枝词》36首，从各方面展示了徽州民众的生活和社会风俗，就具有民俗学价值。

徽州作家的文学创作以自己的独有成就就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唐代，有“北京三绝”之一的吴少微，与富嘉谟一起创造了“富吴体”，开创了一代文风。

在宋代，有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婺源人，创作诗词1200余首，狭义散文200余篇，诗如《春日》《观书有感二首》，文如《记孙觌事》等都是宋代文学中广为传诵的作品。

在元代，有著名诗人方回，歙县人，著有《桐江集》《桐江续集》，所编《瀛奎律髓》，标榜“江西诗派”，体现了他的独到见解，对后世具有积极影响。

在明
代，有与著名文学家李东阳齐名的程敏政，休宁人，创作诗歌数千首，各种文体散文1200多篇，其《篁墩文集》有“宏博伟力”、“豪放奔逸”之称。

在清代，以辑录和刊刻知名于世的张潮，歙县人，一生著述甚富，编有文言小说集《虞初新志》20卷，杂著丛书《昭代丛书》150卷，《檀几丛书》50卷，所著《幽梦影》影响深远。

在现代，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绩溪人，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并撰写了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中国文学大辞典》收录徽州籍文学家达103人，可谓不少了。

但经初步测定，出版有诗集文集的徽州文学家总数在1000人左右，其中清代最多，达500人以上。

单是一部《清人别集》收录出版有诗集文集的徽州籍文学家就达380
人之多。

其中不乏夫妻文学家、父子文学家、兄弟文学家、姐妹文学家和祖孙文学家。

在徽州，有的乡村甚至几成“文学之村”。

据史料记载，歙县江村仅有一百多户人家，到乾隆四十年，全村共有78位作者，编著之书多达155种，其中不少即是自撰的诗集、文集。

就连村中妇女也成了诗中高手。

即如村女吴昊，一时闺秀，酬唱成帙，著有《香台集》；村民江昱之妻陈佩，著有《闺秀集》，等等。

一村如此，整个徽州文风之盛，于此可以想见。

在一个只有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有这样极其广泛的文学家队伍，在全国是极少见的。

这不能不说是徽州特有的文学现象。

徽州文学家在其创作中是经常地透逸出艺术的独创性的，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宋代著名诗人方岳诗歌的清丽天然和词作的平易清健的风格，明代文学家程敏政的宏博伟力和豪放奔逸的风格，汪士慎诗歌的清雅脱俗，等等。

与此同时，徽州文学家表现出的艺术独创性又是多方面的，诸如唐代的新安籍文学家吴少微与富嘉谟一起所创立的“吴富体”，在当时起到了对整个文坛的浮靡之风的扭转作用。

明代著名戏曲家郑之珍创作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在民间影响很大，曾被徽剧、川剧、湘剧、昆曲等剧种争先移植上演、风靡清代许多地区，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著名戏曲家方成培，经多年精心揣摩在前人旧本基础上创作出新本《雷峰塔传奇》，不但洗去了旧本的妖气，而且加强了思想内涵，使白娘子成为古代文学长河里的经典形象，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

徽州民间文学家创作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以徽州歌谣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它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数量众多，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品格超越，具有特殊的魅力。

这其中又以徽商歌谣尤为独特和杰出，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徽商歌谣是徽商历史的形象而生动的写照，与其他歌谣一起全面地层示了徽州人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自从梁武帝面对徐摛发出“新安大好山水”的赞语后，徽州文学就以自己的敏锐对新安山水的独特之美开始了强烈关注，并加以斑斓多彩地表现，形成了徽州文学的一个独特领域。

从南北朝谢灵运的《新安桐庐江》和沈约的《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诗以来，一个以新安江为主线、以黄山和白岳为中心的徽州山水文学的特定领域就凸现了出来，并从此绵绵不绝，形成了一条徽州山水文学之河。

徽州山水诗歌作品与山水散文作品的交相合唱，体现出徽州山水文学的独特风貌与艺术魅力，这是徽州文学中最可宝贵的文学创造，也是中国山水文学的一个耀眼宝库，在中国文学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现存徽州文学，弘扬着中华文化，又是历史的印证。

存在与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弘扬。

一部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袖珍本。

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学中，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

现存徽州文学是徽州文化思想渊源分析的基本材料。

从现存徽州文学的大量实物和史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徽州人的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

如从棠樾的七座牌坊，就可以看到徽州人讲忠、孝、节、义的行为气节。

古代徽州是消费型的农村，又使我们看到了徽商资本的积累转移去向。

“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

更重要的，徽商所留下的踪迹，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

毋庸质疑，现存徽州文学必将在黄山市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

我们应在保护重视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用，让现存的徽州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更加流光溢彩。

徽州文学从根本上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儒家文化的命脉贯穿在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中华文化的典型和标本。

扬弃其糟粕，继承和汲取其精华，对于团结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徽州文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的内涵极其丰富。

虽然徽州文学不可避免地也有着许多封建性的糟粕，但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加以挖掘和扬弃，徽州文化的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就会得以彰显，并对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