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摘要：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以往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关系最密切者有五个方面：1、《离骚》的作者；2、楚国的族属；3、屈原的生年；4、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5、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

关键词：出土文献；《离骚》；研究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研究中提出的众多问题，如仅由传统的传世文献资料来讨论，往往难以说服对方。

新方法的运用，如民俗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却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

然而，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从而使以往诸多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

可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众多论著之中，读者往往难以窥见全貌。

为此，本文将广搜各种研究成果，分题作一综述，俾使读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信息。

出土文献与《离骚》关系最为密切者，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离骚》的作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盛行。

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否定屈原的存在；而继后的许笃仁在《楚辞释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离骚》并非屈原所作，其作者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其后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以及建国初朱东润的《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等文章，均赞同许氏之论，将《离骚》的著作权判为刘安，从而影响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屈原否定论”。

认为刘安为《离骚》作者的人，其根据主要是荀悦在《汉纪·孝武皇帝纪》中将汉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据《汉书·淮南王传》)写成“为《离骚赋》”，而此后高诱也在《淮南子·叙》中将《离骚传》写成《离骚赋》。

“屈原否定论”者置《史记》、《汉书》、班固《离骚序》等可靠的文献资料于不顾，而强为说词。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古籍的竹简残片，其中涉及古籍十余种，如先秦的典籍《周易》近600片，《诗经》170余片，《吕氏春秋》40余片，《楚辞》作品中的《离骚》残文4字，《涉江》残文5字。

据考古工作者考证，此墓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其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汉文帝“十一年”等资料，可推知此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夏侯灶父亲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

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

这一情况表明，《楚辞》应在西汉初期业已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这也与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所说的“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而当其去世之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的说法相一致。

而后，“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

”(《楚辞章句序》)这段话，本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十分清楚，《离骚经章句》也即《离骚传》，两者名异而实同。

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离骚》残片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说明，《离骚》早在汉武帝让刘安作传之前已存在并广为流传。

夏侯灶人葬的公元前165年，刘安(前179一前122)年仅14岁，而史籍所载的汉武帝让刘安作《离骚传》，则是发生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的事，时间晚了26年。

因此，所谓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说法，因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离骚》残简的出土而告终结。

汤炳正先生在《求索》1984年第2期发表了《(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对此作了有力的辨正。

二、关于楚国的族属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大都认为，《离骚》第一部分中所描写的现实，应与屈原的生平事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正则”与“灵均”不过是屈原名字“平”与“原”的隐义。

因而有关楚国的先世族源以及屈原之生年，均可从《离骚》作品中探索。

作品一开头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

”高阳帝即五帝之一的颛顼。

屈原为楚王族，这就说明楚人出自中原的华夏族。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是如是记载的：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

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其子日熊丽。

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楚国的世系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有学者开始对楚人的族源表示怀疑，这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为代表。

他认为，楚为苗族，“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

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

……周文王时，周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国，接受周文化。

武王伐纣，有髳(苗)人参加周军作战。

成王封文武以来功臣后嗣，熊绎得封子爵，居丹阳。

熊绎的祖先，就是归附文王，从武王伐纣的髳人酋长”。

范氏在这里提出了楚国为三苗成员的观点，这是一个与传统古史记载完全不同的新论点，然而他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撑这个新论点的依据，这实在不能说是慎重的。

比较一下《史记》的记述，我们知道，司马迁在撰写这部通史时掌握了大量自古至汉的史料，是在反复斟酌与筛选之后写成的。

在他的记述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黄帝族十分重要的成员。

而《国语·楚语》中在谈到楚人与三苗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及少皋之衰也，丸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

以至于夏、商。

重黎即祝融，他是奉命来纠正九黎、三苗的“乱德”行为的。

因而，把楚人说成是三苗集团的成员，岂非缺乏考虑?过去，有些学者提出：楚人是南方土著民族，而楚人记载自己来自中原、是黄帝族的后裔，这是楚人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而造作出来高贵的世系。

这种说法实在缺乏依据。

楚人奉颛顼、祝融为始祖，是有充分文献记载的。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夔子(楚之封君)不祀祝融与鬻熊，楚成王派兵灭了夔国；出土文献也表明，在楚人的祭祀中，祝融一直列于楚先祖的祭祀之首。

1965年以来，在原楚郢都纪南城附近相继出土了三批祭祀竹简。

它们分别是：(一)1965年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166枚，商承祚先生在《战国楚竹简汇编·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疾病杂事札记摹本》中对其作了考释。

该墓墓主为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楚王的侍者，位居大夫，其下葬年代应为“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

(二)1977年在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一批祭祀竹简，墓主人为楚邸殇君番(乘力)，位居上卿、上柱国之属，其下葬年代“应晚于公元前361年，而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惜该墓的竹简文字至今未见整理出版。

(三)1987年出土的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墓中出土约50枚保存较为完整的卜筮祭祷记录的竹简。

文物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包山楚墓》一书，对简文作了考释。

该墓墓主为邵(力它)，其生前为楚国主管司法的左尹，是令尹的重要助手；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而且下葬时其年龄约为四十岁左右”。

这三批祭祀竹简都记载了楚人对祖先的祭祀。

天星观一号楚墓墓主生前地位虽较高，但似非楚王族，其“祷告的祖先有‘卓公’、‘惠公’”等。

而望山一号楚墓与包山楚墓墓主均为楚王室成员，因此它们祭祀的祖先神就是楚国的先人。

望山一号楚墓祭祀的祖先为：楚先(当为楚族祖先之统称)、老童、祝融、柬大王、邵王等。

包山二号墓中祭祀的“先人包括远祖和近祖。

远祖有老僮、祝融、媸啻、熊经、武王等”。

这两座楚王室的祭祀竹简所记录的楚族先人从老童(又作僮、撞)，到祝融、鬻熊(即媸盦)、熊绎、武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楚先人系列。

其中最早的先祖老童，即《史记·楚世家》中的“卷章”。

《史记》注引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

谯周曰：老童即卷章。

”从上述祭祀竹简所载之楚先人系列，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楚人对于自己先祖在祭祀方面是十分严谨恭敬的，绝非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故意抬高身份。

这些祭祀竹简所载内容，也与《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相同。

除楚墓祭祀竹简载有楚人祖先世系外，宋代曾出土西周晚期楚器——“楚公逆鎛”，其铭文中有：“佳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吴雷镩……逆其万年又寿……孙子其永保。

”楚公逆即楚国早期首领熊号(前800一前791在位)；“吴雷”即“吴回”，也是楚人先祖祝融。

可知此鎛具有纪念楚人先祖的意义在。

祝融的后裔有八姓，大多分布于中原，这也为楚人来自中原说提供了佐证。

三、关于屈原的生年屈原的生年，《史记》和其他先秦史料均无记载。

推断屈原生年的资料，主要依据《离骚》开头所写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诗。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云：“太岁在寅日摄提格。

……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下母体而生。

”但朱熹不同意王逸的说法，他认为“盖摄提自是星名……‘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

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

这样，屈原的生年便难以考知。

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历来争议不休。

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叙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

铭文中有“岁贞克闻”几个字，文字学家考释意见不一。

汤炳正先生写了《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一文，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夫，对此作了考释，指出“岁鼎克”三字是记述时间，“‘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即现在的木星……‘鼎’即贞字……‘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即《尔雅·释天》‘十一月为辜’的辜字……总地说，‘岁贞克’这句话是说：岁星正当十一月展出东方。

”汤先生比较了建国前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发现其中所标的十二月名，与《尔雅·释天》完全一致，不过文字的形体略殊，“如《尔雅》以正月为‘陬’，帛书则曰‘取’；《尔雅》十一月为‘辜’，而帛书则日‘姑’。

”因而，他指出：“称正月为‘孟陬’是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