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与魏晋玄学》读后感

姓名：黄珣

学号：201030870204

槛外人眼里的魏晋玄学

——读《郭象与魏晋玄学》有感“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是1947年，刚刚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在《月亮的颂歌》中所许的诺言，彼时，19岁的翩翩青年的心中早已埋下了要成为一名哲学家的种子。如果可以选择，我更想认识这时候的汤先生。

有关研究魏晋玄学的著作中，我选择了阅读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所读的版本已经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2009年），据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已26年。如书中后记所言，这本书是“‘改革开放’较早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

汤一介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其著作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49年，他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在那距离我们并不算遥远，却又让我们这些未曾经历过的人觉得那般神秘不知所措的年代，汤先生在他的“不惑之年”迷惑了十年，像他所言，他批斗了一些人，一些人也批斗了他。1978年完全平反完的他，才开始潜心学术。

《郭象与魏晋玄学》是一部成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著作，作为特定时期的作品，可以理解为何书中开篇多次提及马克思主义，又为何多次引用马恩著作的话语。如绪论伊始：

“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一个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作出科学分析的重要课题。”（P1）

其实，我并非是对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反感。相反，我自己的身份还是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的，像在如今中国大学校园里，加入共产党就如同认

可你是一位好学生，和被评为“三好学生”性质差不多的环境里，我觉得这是“光荣”的，谁会管你看没看过马克思主义的书，谁又会问你究竟信不信仰呢。我之所以在意这本书的马克思之味，是因为一开始看书时，我如何也参透不出魏晋玄学，作为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和马克思主义有甚么联系。再言之，一个深信马列之言的“左派”学者，是用甚么眼光看待魏晋玄学呢？他信仰吗？抑或他向往吗？倘若站在完全中立的角度来看待一种信仰，可以把握其思想精髓吗？我记得何方耀老师在宗教史课上，曾说过“好的宗教史都是由其信仰者所写的”。我总莫名的把魏晋玄学的思想和宗教意味联系在一起。

或许，我不应该纠结于作者的信仰问题了，唯有这样告诉自己，如果戴上一顶有政治色彩的帽子，可以让学术走得更远的话，只要无伤大雅，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选择继续往下看书。

全书共分为十四章，前五章以整体介绍魏晋玄学为主，其后九章主要与郭象有关。这部著作以郭象为中心，涉及了魏晋玄学的广阔领域，实际上是一部有详有略，贯穿始终的魏晋玄学哲学史。

由于自身国学修养太差，以及自己或许真的不具有哲学思维的原因，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玄学，我总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要么是执念于他们看似放荡不羁的表面，要么就是在他们那“清谈”的话语里陷入了混沌的“泥潭”。

究竟什么是“魏晋玄学”呢？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P10）

我想这是对魏晋玄学很好的总结，虽然课上老师说魏晋玄学主要以解决“名教”和“自然”之间矛盾为核心问题，而汤先生则“本末有无”为魏晋玄学讨论的中心，且围绕着这个问题分为“贵无”和“崇有”两大派别。我认为，两种皆可，只是侧重点不一，表述不同罢了，实则内容一致。

本书首先剖析了魏晋玄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刘邵的《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纵横家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

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本书对于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另辟新径，从《人物志》所谈及的几个问题，来探求“名理之学”向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明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

这些问题即“才性问题”、“有无问题”、“一多问题”，以及“圣人问题”，其实就是魏晋时期玄学家们所主要探讨的大概内容了。虽然概括起来寥寥数字，但究其内涵，甚是幽深。汤一介先生总结：

“‘才性问题’是要给人性找存在的根据；‘有无问题’是要给天地万物找存在的根据；‘一多问题’是要给社会（当然是指封建社会）找存在的根据；‘圣人问题’则是给当时人们的理想人格找根据。”（P21）

在我粗浅的理解看来，所谓哲学探讨的问题无非就是要调和理想和实际之间的矛盾，无非就是要给现实找存在的根据。政府的文人门客所论是为了给官老爷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根据，革命家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为紧跟其后的反叛改革开辟道路，同样的，魏晋时期的人们也要为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赋以理论上的根据。

本书的第一章《论魏晋玄风》和第三章《魏晋玄学的产生与评价问题》有着大篇幅相同的语句，虽说让我在阅读时曾一度怀疑是出版社印刷的问题，不过也体现出作者对玄学产生和评价问题的重视之高。本书对魏晋玄学的评价算是中肯，有褒有贬，不偏不倚。不过，在对“玄学”二字的定义问题上，作者有段评述让我看的甚是舒畅，吐露心声。

“研究哲学应该有一要求，就是对每一概念的涵义该搞清楚。在这点上，西方哲学甚至印度哲学都比我们强。中国哲学有时讲什么‘微言大意’，往往是对一些问题讲得‘含糊不清’，才讲什么‘微言大意’。这种作风一直到现在还很盛行。”（P45）

玄学产生以后，经历了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本书将玄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时期；以嵇康、阮籍、向秀为代表的竹林时期；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此后，则是东晋时期的玄学，以张湛思想为代表，再版时，作者加上了以僧肇玄学思想为第五阶段。对这几个时期的玄学思想，本书在第四、五章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作了论述。分析了每个阶段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特点，指明了他们思想发展先后相承的关系，描绘了魏晋玄学按内在逻辑发展的、逐渐深入的完整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