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具体而言，财政政策手段有：税收、财政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货币政策即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利率及汇率政策等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各有优势，运用得当可以互为补充。
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小，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应积极推进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为重点、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目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个人所得税对高低收入的调节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形成“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此外，我国的储蓄率水平很高，这是消费的基础，但政府储蓄、企业储蓄相对于居民储蓄增加快、比重大，这又不利于扩大内需。可以考虑用好用足这部分政府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方面，可考虑加大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服务的投入力度，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之有钱敢花。企业储蓄方面，可在推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实现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和分红之后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改善国民福利体系，以此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
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
扩大内需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另一方面是投资的间接驱动。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标本兼治，但见效较慢，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投资的间接驱动，现实性强，立竿见影，但易造成投资冲动，且挤占民间投资空间。那么，如何合理的协调两方面关系，最大限度的扬长避短，便成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改善和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当前，亟待解决的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市场服务体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村地区整体有效需求的形成，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将改变农村居民消费预期，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市场服务体系的建成将健全农村消费市场网络，改善农村消费的软环境。此外还要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二是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重。除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我国当前自身还存在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亟待升级、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也是1998年宏观调控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当前，强调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重，将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结构有机结合，把解决眼前问题和有利于长远发展统筹起来，为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四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预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即期消费就难以迅速扩大。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立法，稳定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更好的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的后顾之忧，让消费者增强即期消费欲望，促进储蓄向消费的转移。（马鞍山：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统一）
一要利用财政杠杆推动“三农”投入稳步提高。财政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两个趋向”论断的要求，推动建立起规范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不断增加对农村的投入。
二要发挥财税调节作用，多渠道增加农村就业，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财政要支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增加非农收入。财政要支持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拉长农业产业链，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更大范围就业。同时，要继续做好农业新品种、新农具、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工作，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创新的好处，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
1998年我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主要就是利用财政政策手段，有效的避免了经济衰退，并成功启动了经济的新一轮增长。1998年的情况，与我国目前的形势存在很的相似之处，比如同样是愈演愈烈的外部金融危机（一个是亚洲、一个是美国及蔓延到世界），同样是先期政府调控实施“软着陆”后遭遇外部冲击（1998年以前，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希望经济能够“软着陆”，其实就是希望不发生大的波动的情况下，给经济降点温；2008年上半年的调控方向，主要还是防止经济走向过热），同样是国内的巨大自然灾害（1998年的大洪水、2008年的大地震）。回顾那次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历程，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主角作用，取得了预期效果，为宏观经济新一轮增长创造了条件。
三是注重“促消费”的配套措施和挤出效应。从保增长的短期效果看，“促消费”的作用不如“扩投资”来的快，但从长远看，促进消费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是转变增长动力、提高百姓福利的根本途径。“促消费”问题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口号连连喊、政策连连提，但实际效果始终不佳。为什么？一个是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健全、不到位，另一个是政策自身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前者容易理解，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引导消费升级等措施，大的方针政策上都有，但没有具体措施相配套，
三要支持外贸发展战略调整，为国内消费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持建立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主动、适时、有控制地调整汇率，促进外贸的
合理增长。统一内外资经济政策，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取消出口过度激励政策，逐步做到统一税制、统一市场。以解决贸易顺差问题为契机，纠正经济福利过度向外输出的倾向，逐步实现国内外市场商品价格的有序平衡，使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二要扩大就业以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就业率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也一个社会问题，整体就业率的上升对个人消费也许没有什么影响，但对整体消费总量的拉动将是可观的。当期，扩大就业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便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本身不仅蕴藏着可观的消费能量，而且由于其就业弹性高，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就财政而言，应加大对服务业特别是新型服务业的支持力度，采取奖励、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等支持方式促进服务业发展。
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分析
基于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的认识，此次财政政策实施的取向和着力点，应突出以下方面：
（一）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环境，推动消费总量上升和结构升级
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内需不足的首要问题在于消费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要高度重视提升国内消费能力，引导消费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保护虚高的价格。在政策层面上，在当前已出台的政策基础上，应改革现有的土地资源管理体制，理清政府的角色定位，逐步弱化政府作为土地交易者和直接经营者的角色，强化其服务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操作层面，可考虑将土地批租制改为土地年租制，并将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用于廉租房建设和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补贴。这样房地产行业既可以在扩大内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会迎来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对内需的刺激作用更加有效和直接。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作用机理是被动的，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营造宽松的融资环境来促进投资和居民消费，但是，如果市场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增长，仅靠降低融资成本将不足以诱使企业迅速增加投资和居民增加消费支出。而减税增收和增加公共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盈利，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增收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直接增加公共支出可以集中投资，创造投资需求。这些对扩大内需都是直接而有效的。
或是措施力度有限，这是政策措施不健全、不到位的表现。后者的挤出效应意思就是“促消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被其他政策所抵消，存在效应挤出。比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被持续高攀的物价所抵消、对农民的补贴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粮食价格下降所抵消，工资性收入的提高被财产性收入的损失抵消，等等。
当时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宏观调控政策及时转向，即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商业银行
与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发挥了国债投资的杠杆效应。在社会投资意愿低下的情况下由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二是以住房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配合个人消费信贷的推出，不断释放累积的潜在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不仅本身蕴涵着大量的最终需求，而且由于住宅业的产业关联度高，诱发的投资量也相当可观。国际经验表明，住宅建筑业和相应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和重要的动力源泉。三是设法提高居民收入，着力提升消费需求。不但多次调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而且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也不断加大保障力度。注意改善居民收入，特别是直接增加财政负担范围内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抓住了刺激消费需求的核心要素。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市场
长期以来农村有效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释放。八亿农民的消费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农村消费需求市场的振兴不仅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早日实现全面小康都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五要立足当期，重点突破，促进近期消费的稳步增长。要推动消费方式转变，加速个人消费行为的实现，改革实物性分配制度，实现分配的工资化、货币化，逐步建立以个人商品化为主体的消费制度。完善相关财税政策措施，培育住房、汽车、医疗消费等增长点，推动城市消费结构升级。完善消费信贷政策与加快个人信用制度建设，适度扩大高价值商品消费信贷规模。
面对较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制定更加合理、有效、长远的财政政策，以促进当前经济的增长和为今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一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投资重点。保增长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投资来驱动，投资包括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两者都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要导向，尤其是公共投资见效更快，但有可能会出现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缺乏效率的现象。公共投资的方向要明确，基础设施建设要避免重复建设、超前建设等问题，注重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立足当期，重点突破，这里的重点肯定包括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面我简单谈谈当前房地产市场与扩大内需的关系。近日，国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政策频频发布，政策信号十分明显，这是中央基于过去的发展经验，深知房产市场是一个重要增长引擎。应该说，国家从2003年开始便开始着手整顿房地产市场，一直到2008年下半年，整顿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抑制房价持续快速上涨。但是，效果不尽其然，消费者的“买涨”心理、国内外游资的炒作以及国内巨大的刚性需求使得房价一直攀升，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以及股市大跌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楼市才稍显疲态，一线城市房价有所下降，并呈现“有价无市”的局面，成交量萎缩。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的骤然深化，由虚拟经济逐步蔓延至实体经济，并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加上国内经济进入此轮经济增长的调整期，致使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而房地产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很高、带动性很强、并对就业需求刺激很大的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的下行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央及地方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已不是简单的“救市”了，已成为“保增长、扩内需”的重要手段，无怪乎近日有人喊出“买房即是爱国”的口号。但是，值得提醒的是，此次“救市”的立足点应是恢复市场信心和正常交易，而不是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