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0年代通货膨胀

1992~1993年，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国家全面放开了对过去发放票证、限额供应的商品的限制，允许其以溢价形式，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定价。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均达35%以上，直接导致当期或稍后时期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引发通货膨胀。1993年，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为13.2%，通货膨胀高峰在1994年，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2%、21.7%、14.8%。新一轮通胀来临。

第一次是1994－1996年：

2003-2007年，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分别为19.6%、14.6%、17.6

与之相反，现在是“惜贷”严重，2005年开始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规模

近十多年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房地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不断壮大，居民的投资渠道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货币流入到虚拟市场中，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的通胀压力减轻。

这些行为在现在不会发生，一是当前物品极大丰富、供应充足，二是居民预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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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通胀的治理以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措施为起点，经过3年的治理，到1996年我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90年代通胀

90年代早期，国家极为关注通胀问题并及时进行宏观调控。对日益增长的居民储蓄这“笼中虎”极为顾忌（成为当时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但是，90年代的通胀仍以激进方式演进。

诱发通胀的因素：

1、90年代初，许多地方或企业滥用“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大规模粗放投资，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贷款，以致我国金融体系约用了五至六年时间，消化不良贷款，其中主要措施就是投放货币进行“稀释”，导致以农副产品价格引导的全面价格上涨。

2、改革开放的“藏富于民”政策，使民众的绝对购买力上升，推动物价上涨。

3、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开始实施“增加货币供给，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抑制通胀的因素

1、社会财富普遍增加，出现消费递减规律，以及完成耐用品消费升级的“间歇期”，大宗商品消费萌动期。

2、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大量下岗人员，收入预期下降，消费支出下降。

3、社会保障体系缺失，教育产业化，使社会保障型储蓄需求上升。

4、70年代中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社会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向“倒金字塔”过渡，社会保障型、养老型储蓄开始上升。

5、我国“婴儿潮”出生人口贡献大量的“人口红利”。

6、国家引导储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为国企解困，消灭了一部分购买力。

结果：90年代前期，出现了以农副产品引导的通货膨胀，国家实行“保值贴补率”平抑通胀。我国强化了“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吸纳就业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人口呈“矩型结构”社会储蓄率大幅上升，保障型、养老型储蓄和为大宗消费的储蓄都在上升。90年代中期经历短暂通缩后，通胀开始演变为资产价格上涨（开始是股票大幅震荡，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

到199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金融业陷入无序状态。中央政府于1993年夏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朱镕基总理亲自任人民银行的行长。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纪律；使国有银行与其隶属的信托投资公司分离；所有专业银行必须立即取消计划外贷款；限制地区间贷款；派出工作组到各省检查执行情况等等。与此同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骤然下降到1:8.27，国际收支恶化。由于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超常增长，使得通货膨胀全面爆发。

由于1992~1993年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严重的泡沫现象（例：海南发展银行被并购）和高通货膨胀率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央从1993年夏开始实施“软着陆”的攻关调控，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了13条压缩银行信贷规模的措施，使新增货币供应量M0从1993年的1528.7亿减少到1994年的1423.9亿和1995年的596.8亿。由于这次调控吸取了以前货币紧缩过度造成经济过冷的教训，这个货币政策的实施中一直遵循着“适度从紧”的原则，最终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实际上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信贷状况的收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综合信贷的平衡；限制地区间的信贷大大降低了货币的流通速度；紧缩措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影响不大；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出现巨大差额，1993年夏沿海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为10%~16%，而市场利率却达到20%~35%。

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1993－1996年中国经历的通货膨胀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比较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1994年物价上涨率一度曾达到27．4％

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表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起因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持续的混乱。有人形象地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1992-1995年，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分别为31.3%、37.3%、34.5%、29.5%，分别比当年经济增长速度高17.1、23.3、21.4、18.6个百分点，货币供给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90年代初，贷存比都在100%以上，银行更多地依靠央行的再贷款来扩张，“超贷”现象严重，这与日本60年代的情形相似。银行体系里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货币要么在消费品市场，要么以贷款的形式在企业手中，货币供给的压力完全体现在实体经济中。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服务项目价格涨幅大。国内金融市场，大量资金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银行、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逃避央行的规定和监管，为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量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

1993年是不确定性较大的一年。该年由于投机资本炒房地产和某些商品，经济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1990年来连续4年的货币高度增长，和1992年来连续两年经济高速增长，均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也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于是，通货膨胀预期又粘在较高的水平上。该年货币增长速度为25.33％，gnp增长速度为13.4％，两者差值为11.93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上年，物价增长速度为15.13％，明显高于上年，并已经大于这一差值。该年实际利率为-5.67，不仅大大低于上年，也是1981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则与上年持平。这表明该年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高达3.20％，并不是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所致，而是通货膨胀预期急剧上升所致。这再次表明，不确定性增加，通货膨胀预期也增加。

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过热，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例如整个“八五”时期，我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6.5%，远高于“六五”时期的19.5%和“七五”时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测算，这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甚至更多。

据原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7.8%、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由供不应求——供给制约型经济、全面转向供过于求——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历史性的开始或起点。同时，它也是迄今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

对于居民来说，90年代初，在通胀预期的推动下，抢购、囤积风盛行，有钱人囤积家电，一般家庭就囤积柴米油盐，耐用品和黄金也受到追捧，这种行为更是加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