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机制初探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机制初探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同时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过程,要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就必须从研究其主体——企业入手,本文通过对个案北京无线电厂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从微观的角度探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机制。

标签：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北无
0 引言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变迁的初始环境下,由于存在制度创新的收益,促使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去推动制度变革,这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经济制度在微观层次上的体现主要是企业制度,要研究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是如何体现在微观层次上的,就要研究制度变迁是怎样影响或左右企业的发展的。

由于考虑到中国制度演进的特殊性,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成立于新中国建国之初,且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典型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分析,将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结构往往都具有政府行为的背景或者是政治地位扩张的需要,而不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因而国有企业最能体现国家政策法规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国有企业由于其政府行为的背景,更是肩负了这一使命。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同时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过程,要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就必须从研究其主体——企业入手。

1956年成立的北京无线电厂(以下简称北无),原为北京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也一度更名为北京电子仪器厂。

自1964年到2001年,一直延用北京无线电厂这个名字,现在则更名为北京益泰电子集团。

北无是生产收音机、录音机、音响设备的专业工厂,并承接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工程和军用电子设备的生产。

它是新中国较早成立的国营大企业之一。

北无的发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步而发展的,至今已有近60年了。

它的发展见证了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浓缩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的特点,深刻折射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回顾和分析北无的发展历程,可以展现我国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既可以从历史的跨度体验制度创新的魅力,也可以从现实的视角感受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成就。

1 北无的成长历程及阶段性分析
1.1 第一阶段(1956——1966年) “综观世界各国建立国有企业的动因,无非有四种理由:一是为了发展经济;二是为了调控经济;三是为了引导经济;四是为了稳定经济。

”[1]北无的成立原因也不外于此。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举,迫切要求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子工业。

而在欧洲早半个世纪前就有了发展了数十年的荷兰
飞利浦公司,美洲有美国的无线电公司,在亚洲,日本的索尼公司也成立了十年,并开始生产小型晶体管收音机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亟需大量的收音设备,让中国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电子工业。

1956年3月,在第三工业局的领导下,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由当时的27户私营业者构成了北京市第一个无线电生产企业——北京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

并于1957年有了自己的品牌“牡丹”商标。

短短五年,工厂由起初的单靠生产矿石收音机起步,发展到可以设计制造收音、电唱、录音、电视组合机的阶段。

这体现了计划经济、国家宏观调控资源的优势。

北无成立之初的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科技水平十分落后,技术和管理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实现工业化,就只能走宏观调控资源、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道路。

这一时期成立的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引进、学习、消化、再创新的引进创新。

而企业的管理模式则是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统一资源调配。

包括生产的产品,也都是政府计划需要,企业执行生产的模式。

这个时期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来在政府的需要和要求,如,北无的“8402大会战”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指令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这对技术极端落后的新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为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第二阶段(1966——1976年) 1966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刚刚有些许进步的科研、生产都遭受了很大程度上的打击。

北无作为当时的国有大企业,同样也未能避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产品生产、销售方面:1966年,北无经历十年培育的品牌“牡丹”换成了“红旗”。

由原来的面向大众需求的生产,因宣传政治运动的需要,转为生产面向工农兵的收音机;同时,由原来的承担民用产品生产转为承担军事产品的生产。

1.2.2 人员方面:当时,许多管理和技术人员下放到各个生产车间,与工人一起形成“三结合”小组。

使得原来的科研、技术创新活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1.2.3 技术的生产方面:由于文革的冲击,北无虽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求,并没有停止对收音机的生产,但亦没有继续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是自行开发研究适合当时政治需求的技术和产品,虽在文革后期,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恢复了“牡丹”商标,但在技术创新上可以说是进步微乎其微,这使得,文革后,北无的电子技术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一阶段,政治运动,制度的冲击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受到极大的压抑。

技术活动主要是以自主创新为主,且主要集中在军事生产领域,民用方面极少。

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在产权的国有前提下当然不可避免的成了政治运动,制度波荡下的牺牲者。

1.3 第三阶段(1978年——)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这场巨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反映在企业上就是历史悠
久的国有企业的改革。

这个阶段,北无的主要大事有:
1982年,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装饰件生产线;1985年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北京飞利浦有限公司。

1992年,北无与市政府签订《减亏承包改革试点协议书》,获得了更多的企业自主权,随之,按照厂里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总体方案,开始实行分厂和公司制。

1994年,实行“企业整体改造方案”,落实市政府的“优二兴三”的战略方针。

由企业与外商或国内资金雄厚的单位合作,盘活土地资源,在厂区原址只保留总部和科技开发部门,生产部门迁出,异地生产。

在厂区部分地区内开发房地产,并于1998年,分别与海外投资(澳洲)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了“华澳中心”项目,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共同建设了“美林花园”项目。

1998年5月8日,由北无作为主要投资方,北京国联科技公司和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参股组成的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型电子集团企业——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益泰电子集团)正式成立。

2001年3月,北无完成了益泰集团从北无母体中剥离出来,益泰集团人员、资产进行了彻底分离,成为北无母体下市场经营的主体。

益泰大厦正式启用。

6月,益泰集团取得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发的自营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益泰集团步入发展的新轨道。

在这个阶段,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北无从原来的政府机构附属下的国有企业变成了市场经济下的自负盈亏的从事高新技术开发与服务的现代企业集团。

北无整体改制成益泰集团后,在经营思路上,明确了要由生产管理型向投资管理转变;在产权关系上,与经营发展平台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投资控股关系;在领导机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

并且形成了新的发展思路,面向未来制定了发展目标,围绕“科技和服务”,通过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使核心企业成为主营业务突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品牌的知名集团化公司。

这一阶段,在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旧模式,探索新的运作方式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特点是:
1.3.1 企业成为改革的主体。

企业开始在改革中居于主动地位,企业充分行使它的自主权力,政府只从方针、原则上对企业改革的措施给出规范。

1.3.2 企业改革的成败由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决定。

尤其是企业的领导层要有创新与开拓的气魄与胆略,积极地面向市场,做出大胆的决策。

1.3.3 企业改革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制度创新是企业获得发展和利润的巨大动力。

正是在机遇面前的超强的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北无领导人积极进行改制,组建了益泰集团,形成了新的经营体制,法人治理结构,企业领导以创新者的姿态在多领域,多项目,多产业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大量的尝试,加快了合资合作项目
和资本运作的进程。

几年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偿还了原有的债务,还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成功地走向了市场。

1.3.4 市场力量对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方案的选择与决定,起着关键作用。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在政治环境的引导下,在市场环境的催化下,国有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面向市场要求,面对市场竞争,转换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技术创新。

2 结论
北无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国有企业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确有少数国有企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技术创新,并依靠技术创新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市场地位。

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都不断地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另一方面,创新的成功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员工对企业命运的认同感,又减少了深化制度创新的阻力,从而已初步进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间的良性互动过程。

”[2]
本文通过对北无企业发展历程的案例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在纵向切面上来看,二者对彼此的影响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

首先,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重要性差别,决定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有层次的。

上层制度基本决定了下层制度的方向和界限,那么,上层制度创新也同样决定了下层制度创新的方向和界限。

以我国为例,中国的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在此过程中,政府是引导者,通过不断地制定和修改科技创新政策,为实现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

政府努力修正相关的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良性的制度环境。

企业是具体执行者,在科技政策的鞭策和影响下,根据市场需求,而制定相应的与大的制度环境相符的,利于获得创新利润的企业具体的技术创新制度。

因此可以说,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影响是从上而下,层层递进的。

其次,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微观层次上的一个个具体的企业,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是以市场的需求为方向,以现有的制度环境为依托,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对企业内部的规则进行修正,以达到创新收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是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开始的,然后层层往上施加影响,先是企业内部,然后是企业之间,最后到政府部门,促使决策者做出相应的制度改革措施。

另一方面,若外部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约束时,对相应的某些制度进行改善,虽权力不在企业,也是缘于企业技术的需要,然后由某些管理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相应地制度修缮和改革。

当然,某些突破性重大关键技术创新成果的社会影响也会直接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也就摆脱了微观的经济层面的局限,从而对制度创新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是从下而上的,也是层层递进的。

参考文献:
[1]白跃世.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J].理论导刊.1999.(12).11.
[2]关士续.技术与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