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良知

守护良知：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

良知，意味着善良与正直。良知，与道义和责任同在。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着苦难与不幸，会产生不可遏制的同情与悲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会让正义、公正丧失尊严。一个有良知的民族，不会放逐温情、漠视弱者。良知，是对个人、社会、民族的道德拷问和灵魂追究。

【素材套餐】

中国最美的女记者

河南电视台女记者曹爱文在一次采访落水少女的现场时，不是先去采访，而是挺身而出，趴在已经救上岸的女孩身上做人工呼吸。经过多次努力，女孩最终没能醒来。曹爱文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曹爱文那张流泪的照片上网后，立刻引来众多网友跟帖，他们认为曹爱文是“中国最美的女记者”。当一个红润的滚烫的嘴唇和一个冰冷的青紫的嘴唇牢牢地对接在一起，当泪水里浸透着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呼唤，谁能说这不是最美的一幕？

坚持，是为了良知

“反传英雄”李旭，曾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身陷传销陷阱，一年半后悔悟，主动退出。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传销的危害，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反传之路。他的反传事业，不仅使他在经济上失去了很多，而且使他时时受到传销头目的恐吓、威胁。但，他还是一直在坚持。因为他知道被传销迫害的群体太可怜了、太可悲了，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危害社会的东西在猖獗，他不去管，他良心不安！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国家，不是为社会，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灵魂——当我闭上眼睛时能告诉自己：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心常因细腻而伟大

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出于对流放者的关怀，形成了这样的习俗：他们夜间在窗台上放些面包、牛奶或清凉饮料“克瓦斯”，如果有流放者夜间逃走路过这里，饥寒交迫，又不敢敲门进屋，就可以随手取食，以渡难关。

多么细腻的心灵！多么细腻的伟大！因为细腻体现了伟大的爱心和善良，体现了内在的良知和尊严。

第一个点名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记者

第一次看到兰州有14名婴儿出现结石病症的消息时，记者的职业敏感性让简光洲觉得这很可能是一起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虽然湖北、甘肃等地媒体之前也有关于结石患儿的报道，但在提到患儿所食奶粉的生产企业时，都统称“某企业”。尽管读者一再要求媒体披露致病奶粉的品牌，却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公布该企业的名称。

当所有的证据都直指三鹿奶粉时，简光洲犹豫了。是否直接点出企业名字？三鹿是知名企业，拥有150亿元人民币的品牌资产。然而，在兰州医院，当简光洲看到许多父母哭着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患病婴儿接受治疗时不得不痛苦地忍受5毫米的管子从尿道里插进；而护士们得在婴儿的头上多次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这一切让他下定决心在报道中写出三鹿的名字。

如今“毒奶粉事件”已成为社会焦点，简光洲却在博文中写到：“我没有丝毫的兴奋，而是有着诸多悲伤，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美文展厅】

张纯如安息

11月9日，36岁的美籍天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开枪自杀，震惊美国和全球华

人。

张纯如是当今世界“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和作家”（美国百人团），是世界文坛“见

证文学”的标志性作家。她的著作不多，但贡献都是历史性的。1997年出版《南京大

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将人类被最不该遗忘的人类灾难和

悲剧，归还给中国、日本和世界；2003年出版的《华裔美国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

人在美国150年的血泪史奋斗史，捍卫了华人在美国的尊严；她的记录美国军人二战

苦难的《巴丹死亡行军》——《南京大屠杀》的姊妹篇，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也是一

部历史性的著作，可惜天妒红颜，竟成未竟之业。她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对记录当年

南京大屠杀铁证的《拉贝日记》发现。

1997年12月，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一经问世，就立即震惊了英语国家，在随后数年内印刷接近100万册。张纯如之所以写这样一本书，是因为少年时，从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父母那里知道南京的悲剧，但是，在美国的图书馆里，几乎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好像南京大屠杀没有发生。这个本来应该记录在全世界各种教科书里的日军暴行和人类灾难，却没有进入世界主流国家的历史，甚至没有进入图书馆，这是多么的可怕。这也是张纯如之所以成为作家和写作的最大背景。

“忘记南京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南京大屠杀没有结束，二战没有停止。张纯如这样警告中国和世界。但是，我们结束了，我们停止了，而且我们忘记了，有意无意地忘记，我们的作家我们的历史学家忘记了。南京大屠杀过去60多年，中国作家历史学家没有拿出一本像样的著作给世界，以至于“南京悲剧”的历史在张纯如之前未能走出国门。

我不知道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对于她的祖国中国怀有怎样的感想，那么多中国人，那么多作家学者，他们为什么都忘记了那个滔天暴行，没有为国家和人类的苦难写出一本书，还要让她这个美国人带着神圣的使命赶到中国，踏破铁鞋，寻找和抢救不断消亡的历史记忆，扛起这个伟大而艰难的责任。

18年前，作家张洁写过一篇面对日本中国不能忘记的文章，当时产生了很大震撼。几乎是10年前，作家张承志在《十月》发表的一篇随笔中，呼吁中国人警惕长城上扛着摄影机的日本人，却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此后，我们几乎听不到中国作家反思日军侵华历史的声音了。

一位自称文化大师的，像日本右翼分子一样否认自己历史粉饰自己的某文化明星，到新加坡日本战犯墓前极尽抒情之能事，默悼军国主义作家二叶亭四迷。最近几年，一些所谓学者和三流评论员公开站出来为日本侵略历史辩护，他们要中国人忘记过去向前看。某大报退休评论员公开说日本已经道歉，日本不需要再向中国道歉，他今年在日本出版所谓的专著，就将南京大屠杀偷偷抹去。

“忘记南京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我把她给中国和世界的警钟再写一遍，以悼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你被救出来高兴不高兴

从五月到六月，在外出差，消息全靠电视台，每天必看电视节目“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最多时一天看了9个小时。看多了，有些关于自然灾害以外的感想。比如，原本很感人的事，被记者用程式化的冷漠僵死的语言糟蹋得索然无味，甚至造成受众的反感。更因这次灾害报道有一定的开放性，遂能看出新闻从业人员经历过多束缚，思维固定僵直，一旦给他点自由，他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为抢新闻，在救援最紧急的场合，记者紧跟着救援者，碍手碍脚。伤员被埋在废墟里，仍在死亡线上挣扎，电视摄像机就伸过去了，话筒也递上去了。很多观众为此而不高兴。有的摄像机灯光竟然直接刺射在被救伤员的脸上。我宁可看不到这则新闻，也不愿记者在现场妨碍救援。人的生命比获取新闻更重要。

明知孩子的父母遇难了，摄像机还是紧对孩子悲伤的脸，记者非要再问一遍“爸爸妈妈呢？”要不就是问：“家里还好吗”——哪儿疼他的话便往哪儿扎，如同要满足《祝福》中鲁镇人那没完没了的好奇心。

所以，当看到一个孩子愤怒地对拍照的记者大喊“走开”，就想起凯文·卡特的故事。还记得那张照片吗？非洲，1993年，苏丹大饥荒，一个垂死的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去难民营的路上快要倒下了，兀鹰在一旁等待。摄影者是南非人凯文·卡特。照片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14个月后的1994年5月，他又走上领奖台，接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而几个月后，这位普利策奖得主自杀了。人们找到他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的是——“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据说他自杀的原因是无法面对同行的指责，他们问的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这让凯文·卡特陷入自责无法解脱，他为自己没能抱起那个女孩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