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共享】《东汉的兴衰》参考资料_

《东汉的兴衰》参考资料

资料和注释

刘秀即位称帝

公元23年，更始帝刘玄到了洛阳以后，派刘秀持节渡河，镇慰河北州郡。从此刘秀得到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刘秀到河北以后，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制度。24年，刘秀在当地大地主的支持和援助下，铲除了称帝邯郸的割据势力王郎。又打败了河北最强大的一支起义军铜马军。几十万铜马军大部分被刘秀改编，分配到诸将部下。接着，又镇压了其他几支起义军十多万人。25年六月，刘秀在(今河北柏乡县境)即皇帝位，重建汉政权，建元建武，刘秀就是光武帝。十月，刘秀入洛阳，定都于此。

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

公元26年，即刘秀称帝的第二年，统一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光武帝便下诏书，令释放奴婢。自26年到38年，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禁止残害奴婢，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以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广大流民返回农村，对促进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光武帝整顿吏治

光武帝在位期间，重视整顿吏治。他裁汰了昏庸无能的官员，惩办了贪赃枉法的官吏，奖励重用清廉正直、秉公执法的大臣。如，公元30年，光武帝一次便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当时全国大约一千个县)，县级及以下官吏，精减了90%。又如公元39年，光武帝下诏各州郡，检核田亩与人口，州郡官吏畏惧豪强地主，不敢“度田”，反而借此蹂躏百姓。光武帝为此处死了十几个郡的郡守。又如强项令董宣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

光武帝末年，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户口也增加了

王莽末年，田野荒芜，人口锐减，“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东汉初年，田里长满了荆棘，山上桑林里结满了野蚕茧，遍地饥荒，经济濒临崩溃。刘秀实行了一系列新政，除课文里说到的几个方面，还实行精兵简政，精简机构，

裁汰冗员，让大批士兵复员回乡生产，整顿混乱的币制，恢复五铢钱……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户口也增加了。光武帝初建东汉时，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大约一千多万人，到光武帝末年(公元57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

和帝时的人口数

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数为五千三百多万，已经回升到了西汉最盛时的水平。西汉末年，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数为5 959万。我国自汉至明，历代有据可查的人口统计数字，一直徘徊在五六千万之数(宋、辽、金时的合计人口略多些)。这个数字与唐朝盛世的数字也不相上下。

外戚专权

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和皇后的家族。东汉自公元88年汉章帝死后，都是年幼的小皇帝即位。小皇帝不能理政，便由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依靠自己的父兄──外戚──帮助处理朝政，形成外戚专权。东汉中期以后年幼即位的皇帝是：和帝(10岁)、殇帝(1岁)、安帝(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灵帝(12岁)、弘农王(14岁)、献帝(9岁)。临朝听政的皇太后是：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

宦官专权

宦官是指在宫中服侍皇帝和皇室家族的阉割过的男子。东汉自和帝开始，都是年幼的小皇帝即位，造成太后和外戚专权。小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心当傀儡，由于当时满朝文武都是外戚的亲信，小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杀死外戚，夺回政权。宦官有了功，就封侯赐爵，从此权归宦官，又形成宦官专权。东汉中期以后专权的宦官主要有：和帝时的郑众(除掉了外戚窦宪)、顺帝时的孙程(除掉了外戚阎显)、桓帝时的“五侯”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除掉了外戚梁冀)、灵帝时的“十常侍”(以张让、赵忠为首领的十二个宦官)等。

外戚和宦官都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力量

外戚和宦官是最接近皇帝的两种社会地位很不相同的人。但是他们在疯狂地掠夺人民和压迫人民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

代表，外戚和宦官专权都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如，章帝死后，10岁的和帝继位，由窦太后(章帝的皇后)临朝，太后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外宣诏命，掌握大权。窦宪诸弟也都居显要之职，窦宪的奴客缇骑，-越货，横行京师。窦宪本人，以“贱价强夺沁园公主的田地，公主畏惧，不敢与之争”，甚至企图谋杀和帝。公元92年，和帝依靠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

顺帝死后，外戚梁冀专权时，最为骄横跋扈。事见课文小字。

宦官专权，其残酷黑暗的程度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梁冀死后，宦官单超等五人因除大将军梁冀有功而同时封侯，称“五侯”。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所以能“举动回六海，呼吸变霜露”。他们的兄弟姻亲临州宰郡，-越货，“与盗贼无异”。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狗马披绣，姬妾成群。

灵帝时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他们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以至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确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是东汉后期-上的一个特点，也是东汉末年-黑暗、阶级矛盾尖锐，最后爆发为黄巾起义的根本原因。

东汉后期灾荒连年，广大农民无衣无食

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指河北)尤甚。”二年(154年)，“蝗灾为害，水变仍(不断)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隔夜粮)。”延熹九年(166年)，“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农民起义)征发，南州(指长沙、桂阳、零陵等郡，即湖南、广西等地)尤甚。”“三月，司隶豫州(指河南)，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以上见《后汉书》卷7《桓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