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谈

趋利避害是人们随时可以碰到而又必须选择和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突然掉到冰水河里，恰巧你又路过此处，而周围又无一人相助，你救不救？再比如，领导叫你上报亩产情况，明明是亩产７００斤，领导非要叫你报１０００斤，你报不报？又比如，腐败分子就在你的身边，严重地危害着国家的利益，你管不管？这些问题尽管是老生常谈，但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冰水中救人，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面临着被冻淹而死的危险。如果不按某些领导的意图造假，领导就不高兴，就要受到批评，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与升迁无缘。与腐败分子做斗争，风险性更大，弄不好把性命都要搭上，吕净一、郭光允便是例子。而弄虚作假、见死不救等等，这与我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更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做法格格不入。所以，趋什么，避什么，的确是一道两难选题。

“文革”时期，一些人无辜受陷害被打倒，而另一些人明知道是错的，却因趋利避害不吱声，后来，另一部分人也以同样的遭遇被打倒，如此这般，使许多的人遭到伤害。可见，趋利避害的危害决非一般。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１５７页记述了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９年初，胡耀邦同志在跟谭仲池回忆当年刘少奇的冤案时，曾连续几天睡不着觉，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时，他当时是中央委员，有资格参加这次全会，他说，“我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可我当时还是举了手”。而一个没有举手的陈少敏，竟被迫害致死。设想一下，当时胡耀邦也不顾一切地提出反对意见，那后果又是如何呢？尽管当时因趋利避害保全了自己，却扭曲了真理，伤害了同志，所以，胡耀邦痛心地说，“这件事，我愧对党的良心”，“我不如陈少敏”。当时，如果参加会议的人员都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那“文革”之祸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和许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持这样做的。

记得去年在某地的一条街上，一个凶犯持刀狂追一个女青年，女青年一边跑一边向街上的人呼救。当时街上足有几百人之多，然而，不要说有几百人，就是十几人、几人，上前也足以把凶犯制服。遗憾的是，面对女青年一次次的呼救哀叫，几百人竟无一人出面相助，而且，女青年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关门以拒之，致使女青年被凶犯活活杀死。事后，有记者采访当时的目击者，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是避害心理。正是这样的趋利避害，从而导致了另一条生命的消失。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看起来，似乎与己无关，实际上，恰恰与自己有关，而且关系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伤害的就是自己。德国新教神父马丁的一句话说得实在深刻：“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看来，在趋利避害的问题上，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个人修养，首先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趋国家之利，避国家之害，一旦好的风气和制度形成，当大家都这样，个人的生命利益才能不受伤害，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