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第二，民族精神是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的必要精神条件。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对政治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从一个新的视角，强调了犹太人解放过程中所需要的一种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怎能郑重宣布和他人以及和这个共同体隔绝的自私人的权利(1791年‘宪法’)。后来，当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当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牺牲掉、利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这种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3这里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指民族精神。
近代西方学术界在这一时期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及“民族精神”问题，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在学术背景方面，18世纪是法国思想界精英在启蒙运动中大放异彩的历史时期。他们以“科学”、“理性”和“人性”冲破神学的束缚，以“推理的历史”重构“人类精神”，“人类精神的历史”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的学术用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人类精神的追求实际是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它由此也导致一种“精神科学”的破土而出，而纳入这个精神科学领域的不仅有历史学，还有哲学、法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一时间出现的历史哲学、文化史学成为这种精神科学的典型分支。在社会历史背景方面，“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与18世纪后期欧洲民族主义理念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因果联系，是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总体来看，西方思想家们有的是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有的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和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他们对民族精神的解释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到性，也带有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分析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路和视角对于认识和理解民族精神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精神的使用与理解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文检索，笔者查阅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引用或论述共有八处。马克思对于“民族精神”概念的运用除一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引用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内容外，其余全部是对“民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也没有对民族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们在观察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对不同民族在精神领域的现象并没用忽视。马克思恩格斯还曾多次在论述民族问题时对“民族特性”、“民族性格”、“国民精神”、“民族意识”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把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渗透在民族问题及相关的一系列的分析中，在总体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基本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特征。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根本特质和内在的规定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马克思恩格斯觉察到不同民族在民族性格特征方面的差异。恩格斯说:“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2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指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评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性格，认为他们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在爱尔兰人身L，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斯大林多次使用了诸如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等不同的表达语汇，他们在论述爱国主义问题时也蕴涵着提倡民族精神的涵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明确使用过民族精神的提法。他在1938年《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要“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1939年分别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侵略目的，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7。邓小平没用直接使用过民族精神的提法，但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多次论及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发扬革命精神。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曾多次提出倡导和弘扬民族精神，胡锦涛对此也非常重视。
西方思想家对民族精神概念的解释和使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现代话语，由西方学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最早论述民族精神的学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这里的“一般的精神”指的是一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民族精神”。3英国思想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民族精神这个词是赫尔德发明的，把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赫尔德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4因为赫尔德在其1774年出版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一书中，从一般的人类精神引申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以是他最先表达了这一概念。他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发展的权利，人类大花园中所有花卉都能和谐地生长，各种文化都能相互激励，他同时宣称“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从其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阐发了“民族精神”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黑格尔是对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使用和解释最多的人，他把民族精神归入他所强调的“绝对精神”体系中，虽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但是仅仅分析其上述结论，也有其可取之处。恩格斯指出:“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民族精神具有表象上的广泛性，它深深的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的各个方面。
第三，民族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产业革命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4在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精神具有借鉴性和互补性，民族精神有民族性的一面，同时也有世界性的内容。“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