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兄弟》的叙事策略

余华小说《兄弟》的叙事策略

作者：李想

来源：《文学教育》 2021年第7期

李想

内容摘要：小说《兄弟》通过视角转换，展现了众多个性丰满的角色；利用复调手法和

小说文本对话多重性，塑造了一部悲剧色彩浓厚的历史小说。以循环的叙事结构、丰富的情节

手法和开放自由的时间顺序，呈现出小说丰富艺术价值，小说将历史与回忆进行融合的大图景

式重现，对多重时代欲望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关键词：余华《兄弟》叙事特征

余华小说《兄弟》于2005年8月首度出版，分为上、下两部。小说的上部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集中讲述了刘镇的兄弟俩李光头和宋钢幼年成长的故事。下部以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村镇社会面貌为背景，讲述了李光头和宋钢长大成人后的人生经历。本

文主要从小说的叙事特征入手，探究叙事手法与作家写作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镜像与介入：多视点叙述下的欲望之思

“叙述者”是小说叙事中极为重要的角色，“谁来讲故事”直接决定了读者对于小说的

第一感受，叙述者的选择影响着叙述视点的确立。略萨从叙述者的角度入手，对小说的叙述视

点做了详细的分类，“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抉择：一个由书中人物来充当

的叙述者，一个是置身故事之外、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一个是不清楚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讲述故

事的叙述者。”①在小说《兄弟》中，余华采用了多种叙述视角相结合的叙述手法。

小说上部在短时间内变换了多个叙述视角，先是采用第一人称“我们刘镇”的叙述视角，表明叙述者是刘镇群众一员，随后转换到第三人称“李光头母亲”和“她”的视角，又转到

“李光头”和“他”的视角，最后回归“我们刘镇”的第一人称视角。在短暂的篇幅中，视角

变换频率很高，切换自然。叙述者被设计为一个从内部来观察的旁观者，叙事学上称为“镜像

人物”，这种视点的功能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物、动作、事件和场景的发展和变化。

②“刘镇群众”是存在小说故事过程中的一个普通的局外人，同时也是客观的观察者。镜像人

物除了描述自己视觉范围内的事件，还有折射功能。刘镇群众虽然身在故事当中，但始终以看

客的角色关注着以李光头为主线的人物发展，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扮演着猎奇的旁

观者角色。小说在宋平凡勇救李山峰的描写中，集中展示了刘镇群众的看客形象。“人们重新

聚拢过来，继续乐此不疲的看着可怜的李兰。”③群众的反应衬托出宋平凡朴实、热心、厚道

的人物特性，同时折射出当时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冷漠狭隘以及社会的愚昧落后，镜像人物贯穿

于全篇，代替作者传递出对这种畸形社会形态的质疑。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曾提到：“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

个人的存在价值。”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不同的叙述视角，观察到的只是表层的人物性格，

对于余华而言，他创作的目的则是凝聚在人物背后的关于人类欲望的思考，他没有停留在诉说、报道、描述的层面，而是进入到小说中进行一定的评论，这就是介入性写作。余华对人与人之

间最初单纯的情感始终有怀念的态度，小说展示了李光头和宋刚两个人不同的性格和际遇，兄

弟俩之间的感情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最后走向终结，也预示着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社会最终

会将人类的心理秩序打乱，正如在后记中余华写道：“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⑤

第三人称视角下除了个体角色，也有群体角色。群体角色数量较多、有的没有确切的名字，一般以群体身份同一时间出现，他们有时是某“一类人”，例如福利厂的一群残疾人，再

如镇上的小商业者，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字，直接以从事的职业命名：童铁匠、小关剪刀、于拔牙、张裁缝、王冰棍，这些人物存在感较弱，有时从侧面烘托出主角李光头淳朴、正直、善良

的性格。介入型叙为读者搭建了关于人物形象的立体认知，余华从小处入手，关注细节，关注

个体欲望，也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变革进程中人们命运的跌宕起伏。

不同的叙述声音丰富了小说的人物形象，读者透过叙述视点的不断变换，全方位、多角

度地认识了小说中的不同角色，也让读者通过不同叙述者的视角去思考现实问题。人在文明秩

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的，但是这种秩序实际上是不稳定的，隐藏在平静生活之

下的野蛮和暴力随时可能将生活的堡垒冲垮，精神的匮乏会将人类抛进危险的漩涡。在这个跨

越四十年历史进程的长篇小说中，余华不仅用文字展示了兄弟俩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同时也

是一次与时代对话的体验，在虚无和不着边际的时代欲望背后，一次对所有中国人的深刻警醒。上部的时代阶级斗争狂热，人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欲望得到过度抑制。下部描写的经济

迅速发展的时代，金钱带来的矛盾则使人在道德和情感的漩涡中纠结。时代欲望始终指引着小

说的发展，最终虚无的欲望让他们“自食恶果”。

二.复调与荒诞：文本对话中的善恶之辩

余华创作的后期更加关注、深入和表达人心，作品也从抒情典雅的描写走进了一种几乎

全景的生活世俗化的描写。如何让人由内而外发出善意，做出正确的善恶评判，成了小说探讨

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值得思考的话题。

在小说《兄弟》中，余华用到了复调的手法，在文本对话上体现了多重性。复调叙述是

将两种声音放置在同一个舞台上碰撞出火花，由于复调叙述对多重声音、多重视角混杂的需要，读者与作者、读者与叙述者交流的频繁，分歧也较为明显。《兄弟》在关于作者和小说叙述者

之间的对话中，出现了善恶价值观的对峙。一些小说的叙述者认为善的事情，作者的声音是反

对的。小说中多个叙述者之间的对话，一些形象是善的代表，还有一些形象是恶的代表。主角

李光头这个形象自身就是善恶并存的，既有人性善的一面，也有人性恶的一面。再如宋平凡代

表着善的形象、暴力的施加者们代表着恶的形象。苏妈有一句话一直被反复提到：“你会有善

报的。”但是最后在上部的结局中，苏妈自己却没有善终，同样落得被批斗的结局，再现了在

那个命运惨烈、本能压抑的社会形貌。余华将善恶形象放到统一的舞台上，在对善的同情和惋

惜中，夹杂着对恶的深恶痛绝，用善的人物结局的悲惨，加剧小说的悲剧色彩，时刻叩击着读

者的心灵。

在小说《兄弟》中荒诞描写比比皆是，处美人大赛比赛时刘镇居民的反应就用荒诞的语

言写出了刘镇群众心理的猎奇，烘托了一种刺激、热闹的气氛，透过荒诞叙述观察事件的本质

和特征——处美人大赛就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狂欢，人们毫无思维判断力地盲目地去追求这场狂欢，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空虚的表现。这看似是一个荒诞的闹剧，其实是混乱的欲望冲击下呈现

出非正常、非理性的社会面貌。作者利用语言直观含义与作者实意的巨大反差来形成思维冲击，以喜剧的风格来讽刺现实，增强批判意味，蕴含深层哲理。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提到“大众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因此

我寻找新语言的企图，是为了向朋友和读者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⑥在《兄弟》中，

余华冲破传统创作思维的束缚，置疑了大众审美的习惯，用粗俗的语言，还原了文学的民间形态，用黑色幽默的理论，设置众多读起来令人捧腹，但反思以后，却是笑中带泪的对话。李光

头和宋钢在幼年时期，亲历父亲遭到毒打时候的情景，余华用了一个准确的数字——“三十六”进行细节的展示，用“打扑克牌”比喻打拳，两个孩子无助时候只能用暴力行为的延续，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