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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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其易道博大精神,源源流长,对于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建筑文化在内,都有深远的影响。易学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往往是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堪舆学即风水理论为中介。对于风水的评价,至今都是毁誉交加,莫衷一是。
1. 周易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与布局的影响
1.1对于选址的影响
在中国,涉及选址,往往离不开“风水”,而易学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往往是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堪舆学即风水理论为中介的。中国古人凭直觉认知和知识经验积累,总结并逐步完善了一套以人与自然协调为准则的认知观念和择地理论,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聚落选址和居住环境营建中。因此,最常见的聚落选址是由风水师进行“堪天舆地”:以风水理论为指导,通过综合观察地理环境的空间形势、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等,按照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方法来确定最有利的聚落位置。
按风水理论选择聚落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对气候、地形、地质构造、水文状况等影响人们生存健康的自然要素进行综合权衡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追求,风水理论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理论思维,吸收融汇了古代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更以其世俗化而深深植根于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在对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经营建设上,一直起着权威的指导作用,上至京都、皇宫、陵寝,下至山村、民舍、坟茔,无不在风水观念的笼罩之下。可以说,风水是中国传统的地理位置选择理论。
风水理论及其实践之所以能流传千载,关键在于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人历来认为,天地气交,化生万物,人本是天地之子,因此,人的存在一刻也不能离开孕育他的自然环境,一切都要以自然的和谐为最高准则。而自然环境本身,又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的地方对人十分有利,有的地方则会带来伤害。因此,作为立身之本的住宅建设,是不应当任意选址的,而要通过实地考察(即相地),找到最吉祥的地点——风水穴,或曰风水宝地。一般而言,理想的风水宝地最好是马蹄形的,三面有山环抱,风水穴位于主峰的山脚下,山势走向呈某种吉祥动物的态势。穴前有一片临水的开阔地,流水呈环形绕过,穴地高爽干燥,方位朝阳。不难想象,具备这样一种条件的地方,对人的生存自然是十分没好的——生活在季风气候区的人们,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寒潮,面水可以迎接夏日南来凉风,朝阳可以争取良好日照,近水则大大方便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这种“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可以“藏风聚气”,是有利于生态的最佳风水格局。
再如地方病与水土、地形、地质构造的关系。通过对地形环境的研究,发现虽然同一地区,因地形地貌,水土性质上有差别,也会有病区和非病区、重病区和轻病区的不同。如果把大量的调查结果与传统风水理论作比较,则可发现,如果按照风水理论关于相土尝水、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各方面的选择标准来权衡,吉利者恰在非病区,而病区的水土环境正是风水视为有诸多不吉的地方。
风水本身探究的乃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生,而这种思想,又是以大地有机自然观表现出来的。风水学说把大地看作犹如人体的自然有机体,与人体一样也有经络穴位,大地有机体的生存是以各部分的相互协调为前提的,人只有摸清了大地的经络穴位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安详地生活在自然的环抱之中。
1.2对于布局的影响
风水术最推崇矩形、长方形等规整形制,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到“两仪生四象”、“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其二,矩形有利于气的流动;其三,风水术认为方位、朝向决定着人的命运,而矩形的四边对应着“天之四灵”,四角也对应着易经八卦,故为吉。因此,中国传统建筑群及城市均按方形模式来营造。
中国传统建筑群中的均衡对称不同于一般形式上的完全的对称,其差别在于一方面受阴阳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群不仅关注形式,尤其关注其内涵。“左祖右社”,“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着,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左文右武”,“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略去背后的具体意义探讨,在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对称不是纯形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内容的相关矛盾均衡。
中国传统城市规划都是以“井”为核心的井田制,也因此促成了中国古代建国制度和营国制度的发展。古代明堂、宫宅、坛庙、城邑以及陵墓等各类型的建筑,正因此彰显出强烈的同构倾向。在《周易》中有“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井,德之地也”;“井以辨义”等等,认为“井”具有无私、通达、仁慈、坚贞、高
尚等美好的品格和德性。所以,井在古代被列入“七祀”或“五祀”祭典,成了天子与庶民都要应时隆重祭祀的礼仪,延续数千年而未辍。此外还有古代陵墓建设更以“金井”为“穴”,慎重措置并事以礼仪。
不论是新建城市还是改建城市,一律采用方形平面,这样除了附会礼制与风水之外,其实在当时的城市建设条件之下,应该说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措施。在这种方形定位的原则下,建筑无论是有计划还是无计划发展,它们都是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取得和谐统一的构图效果。因为所有建筑、街道、空间都是基于同一的以东、西、南、北方位形成的方形格网上来定位,相互之间就产生了同一的关系,不再需要严格的建设规划来加以控制。同时,这种方形城市的功能分区、土地利用、道路网布置、街区组织,都同样可以作到十分严格与完善,从而共同构成一个组织层次分明、空间结构清晰的城市空间环境。
2.周易对中国传统建筑外形和装饰的影响
中国建筑的外形和装饰都受到《周易》诸卦象的影响。建筑实体的直观显现是“形”,建筑的艺术实际上就是造型的艺术,造型艺术使人们凭自己的视觉可以观感到建筑外部轮廊和内部三维空间的美。《周易·系辞》明确指出中国先人的居住方式和丧葬礼仪受《周易》卦象所影响。据《系辞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大过”。《系辞下》认为宫室建筑“盖取大壮”。《大壮》卦由上震下乾组成。《说卦》曰:“震为雷,乾为圆”。《大壮》卦是上有雷雨,下有圆屋之象,它是房屋由山野穴居上升为地上木构房屋(宫室)的符号表征。“栋”,屋脊,承而在上;“宇”,椽子垂而向下,故曰“上栋下宇”,这样人居屋内可避风雨。又上震为“动”,下乾为“健”,犹如风雨动于上,而宫室壮于下。半坡村遗址和仰韶遗址可以作为此说的明证,商周台榭建筑以及历代宫廷建筑的宏伟大制都可以从大壮卦找到根据。先秦两汉的建筑风格就比较侧重于阳刚壮美的表现,其形象追求的是“宽大崇高”,其细部追求的是“错采镂金”。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系辞上》)古人以“大为贵”。《礼记·礼器第十》中讲:“有以为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刘邦因为刚打下天下就大兴土木而感到不妥,丞相萧何对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史记·高祖本纪》)春秋战国的“高台榭、美宫室”;秦始皇建咸阳宫,“覆压三百余里”;武则天建明堂提出:“时既沿革,莫或相遵……,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宋徽宗建明堂“三代之制,广修不相袭,世每近,制每广”;清代乾隆更大兴土木,亲自过问,改建祈年殿、故宫和热河建筑群(避暑山庄),引水造山,还说:“水无波澜不致清,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 。如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审美追求在“大”,同时也追求曲致。不过,“君子以非礼弗履。”(大壮卦《象》辞)建筑的规模必须符合礼制。《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中将城市分为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和宗室与卿大夫的都城三个级别,规定:“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途以为诸侯经途,野途以为都经途”,又说:“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古建筑中对斗拱的设置、和玺、旋子彩绘以及屋顶瓦的色彩和材质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所以,中国古人虽然崇尚“大”,但不追求不符合礼制的广居和华居。
另外,“重门”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特色。《周易·系辞上》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是说城、郭双重门的功能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以及盗贼抢窃。“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系辞上》)房屋空间的启闭开合是它的功能作用,关闭门户是晚上(坤),打开门户就意味着白天到了。门户在建筑中非常重要,空气、人气的流通都必须通过门户的阖辟。“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样一来,中国建筑的门户甚至是变通的关键,“往来不穷”,使凝固不动的建筑变得有生机和活力。还有象窗户之《离卦》也是对建筑影响比较大的一卦,此卦象是代表火的卦象,比喻光明。仔细观之,六二和六五两爻为中空的阴爻,初九、九三、九四和上九为阳爻,先人“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周易·系辞下》),大概是取诸离卦,而且古建筑棂格采光窗也取之于离卦,“履错然”(《离卦》初九爻辞),“黄离”(《离卦》六二爻辞),都可以见其美。《离卦·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所以,统治者立“明堂”以表达大人“向明而治”(《周易·说卦》),即以太阳普照万方之心来治国安民的思想。《礼记》中就提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既然“重明”(离卦《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