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
号:1009-4202(2010)06-198-02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丰富的女性世界。

其中的女性形象多姿多彩,女性形象均体现了女人的特质与天性,尤其是女人在婚恋问题上的看法等等,深刻的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所面临的生存困窘与危机的揭露与反思。

同时这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自身命运当代女性生存
张爱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天才女作家,她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场景。

张爱玲对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的人们,特别是都市现代女性们在乱世中的基本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

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

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

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意识的无力感。

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价值的希望之光。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这样,抱着对在经济与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专注于描写女性悲凉的命运的,同时
也对女性自身心理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揭示中间蕴含的宿命性及其对中国当代女性生存的启示。

张爱玲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大多有相同的命运,她们都生活在一个动荡年代,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环境中。

所以,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些人的身份各不相同,年龄、性格也无相似之处,从表面看,有天真无邪的女学生,有破落世家的小姐,有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还有没落家庭中的遗少太太,我们就会在这些人物身上发现,不管她是小姐或是丫环,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生存,不得不做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而结局却都是不幸的。

张爱玲小说主要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

一类是交际花型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一个天真无邪学生蜕变成为一个交际花。

作家不仅展现了污浊的环境对人们灵魂的侵蚀,而且悉心描绘了丑恶人性的恶性滋长和精神戕害力。

一类是拜金型女性,《倾城之恋》中的洋派女性白流苏,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标和标准,资本主义金钱观支配了她的灵魂和价值观念。

白流苏虽然是具有洋场风味的现代女性,但也摆脱不了对男人的依附,她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可靠,他们的爱情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情场游戏。

一类是“情结”型女性,《心经》中许小寒,她爱恋着自己的父亲许峰仪,有着恋父情结,“心经”寓意着这
种变态情结的潜在作用,这种畸型的情爱关系是导致这一幸福家庭破裂与她自己健康爱情毁灭的内在原因。

总之,透过这三类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小说成功地描写了洋场社会中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和道德心理如何在资本主义金钱观念侵蚀下发生变形扭曲,也成功地再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心理上、感情上均有强烈的依附感和压抑感。

她们都生活在动荡乱世的惶惶氛围之中,生活的心计,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似乎都很正常。

生计问题被迫切地摆在第一位,婚姻不过是生活的保障,恋爱不过是得到保障的手段。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都表现出对于金钱物质的迷恋和不可自拔:梁太太、葛薇龙、白流苏,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七巧,《金锁记》中的七巧嫁给了姜家的痨病二少爷。

这宗买卖婚姻虽然保障了七巧的生存,却注定她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七巧情欲受阻后,转而拥抱物欲,而后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

曹七巧、梁太太、葛薇龙、白流苏等女子,均是男人和自己各种欲望的奴隶。

葛薇龙为了生存,在一次又一次的诱惑中不知不觉地在堕落,终于从一个纯真的女学生沦为风月场上的交际花。

《倾城之恋》里旧式人家被弃的少妇白流苏,为了摆脱寄身娘家遭人白眼的处境,最后还是由于香港战事才假戏做真,完成了一个“感情的公式”。

霓喜一次又一次地与人姘居,却最终依然被抛弃。

七巧倒是落得物质上的安全,却始终在情感的深渊中苦苦挣扎。

就是这一群具
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在上演自己不幸遭际的同时,更让我们对谋生
中的她们投射更多的关注与怜悯。

一、对自身命运的反抗
在《霸王别姬》里,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

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欲花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

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时,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
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

在这里,作者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

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霸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

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不独立的“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反思和否定。

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

显然,在张爱玲早期思想里,女性自我意识十分强烈。

女性的生存理想也较高。

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不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想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霸王别姬》可以视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寻找自我价值的开端。

虞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无意义,她不愿意继续受男人的控制,所以她
勇敢地选择了自杀,为自己而死。

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也是神圣的,它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

虞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充分说明了女性的命运根本在于对自我的认知程度和对自我的追求力度。

二、对自身命运的妥协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20岁时遭遇不幸婚姻,她的哥嫂们为了她手里的钱而支持她离婚并接纳了她。

七、八年之后,钱用完了,流苏也成了他们眼里多余的人。

这就是流苏所面临的困境。

恰巧白流苏的前夫死了,他们怂恿她回去为丈夫守寡,目的是为了继承那边所剩不多的一份家产。

流苏不愿意丢下脸面回去守寡,哥嫂们便撕破了假面具,骂流苏是没有廉耻的满身晦气的女人。

流苏面临着被驱逐出门的悲惨命运。

流苏感到这个家不能住了,此时她是非走不可了,可是走去哪呢?她既未受过教育,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很明显她无法养活自己。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对流苏来说,最好的途径就是婚姻。

她凭着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在见到别人给妹妹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时,她抛开顾虑,去勾引范柳原。

她用她的前途来做一场赌博。

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范柳原。

她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维持自身生存的职业。

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

可是,婚姻也不能给女性提供安全的保险。

事实上通过婚姻获得物质的丰裕也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寻找自我价值的转机。

如今,很多职业女性已经不再会受物质生存所迫了,即使是窘困,但也不至于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对自我幸福的追求。

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职业女性已很难抵挡物欲的诱惑,进而沦为物
欲的玩物。

她们不是没有寻找自我幸福的条件,而是主动地淡化了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意识。

依然存在依附男人生存的思想,甚至认为自己的经济越独立,文化程度越高,是为了嫁得更好,而当今的舆论也惯于夸大嫁入豪门等现象。

有些职业女性在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急迫得步入婚姻,避免成为大龄的剩女,为了家庭又主动放弃了更好的自我发展,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当今女性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

当今女性对自身命运仍然没能完全掌控,许多女性即便自知也采取了隐忍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刘绍铭编译.台北: 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3]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南京师范文教资料简编.1982(2).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